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胜军 王卓报道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监察法关于政务处分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对政务处分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推进了政务处分规范化法治化。

　　统一处分标准，规范开展政务处分工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紧紧围绕规范约束公权力，对各类公职人员科学、统一地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并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幅度。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在总则部分的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动”，并确认“本法第二章、第三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以法律的形式将监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和任免机关、单位的主体责任明确规定下来，有利于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明晰各自职能定位，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行相应职责，提高管理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前，关于公职人员处分的情形、适用规则、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散见于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中，缺乏统一规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出台，统一了处分标准，进一步明确了政务处分种类、处分期间以及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为监察机关精准规范开展政务处分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对此前相关法律法规确立的处分种类进行整合完善，统一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政务处分，明确了政务处分期间。同时，顺应监察全覆盖对政务处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第九条至第十八条规定了适用于所有公职人员的共同规则，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七条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分别规定了处分后果。

　　“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在共同违法责任承担、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从重情节、违法所得追缴、政务处分自动解除等方面，作了统一的规定，体现了共同的严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根据其身份、职业等特点，在处分后果上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以保证政务处分的有效性。

　　在适用对象的类型上，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九条到第二十二条对公务员以及参公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对象的处分后果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力求真正发挥政务处分的惩戒作用。

　　考虑到未担任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或者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的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存在无职可撤、无级可降的情况，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人员有违法行为的，监察机关可以予以警告、记过、记大过。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直接给予或者监察机关建议有关机关、单位给予降低薪酬待遇、调离岗位、解除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等处理。”这一条作为兜底条款，确保了对所有违法公职人员的处分无死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辞职或退休的原公职人员被查处，敲响了执法无禁区的警钟。对此，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退休后，以及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并依法对其进行相应处理，从而向全体公职人员释放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强烈信号。

　　衔接党纪国法，发挥党纪和法律的协同作用

　　着眼于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坚持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既是自始至终贯穿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制定过程的工作原则和思路，又是这部法律本身的一个重要特点。

　　该法在起草过程中，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关于违反纪律情形的具体规定，根据公职人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吸收和完善，形成与党纪处分相贯通的政务处分制度。

　　该法第四条确定了政务处分的一系列原则，包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这些内容都和党的纪律处分工作需要坚持的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要求也贯穿在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法条当中。比如，该法的第十一条，就列出了“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法事实的”等七种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的情形。

　　不仅处分原则，在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政务处分上，也具有一致性。具体来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与政治纪律相关，第二十九条到第三十二条涉及组织纪律，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六条与廉洁纪律有关，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的内容包含群众纪律，而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则分别与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有关。这些规定，明确了应当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同时根据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档次。

　　比如，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这一规定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的内容相对应。这就实现了党纪与法律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发挥纪律和法律的协同作用。

　　政务处分制度的法法衔接，体现在违法情形、程序和申诉等方面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

　　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依法行使批评、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的行为进行压制或者打击报复的”，予以从警告直至开除处分。这与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不得对批评、申诉、控告、检举进行压制或者打击报复”相衔接。

　　再如，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职人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监察机关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和情节，依照本法规定给予政务处分。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后，司法机关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对原政务处分决定产生影响的，监察机关应当根据改变后的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内容还是适用上，均与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这正是法律体系内在协调一致的体现，有利于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统一正确实施。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既体现纪严于法的要求，又突出政务处分的特点，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