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学者近五年来的抗战史研究

　　近五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在领域和深度上不断扩展，临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研究迎来了又一次高潮。在研究热点上，近年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侵华日军罪行的档案史料整理公布与研究、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加强。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我党扎根、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党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化解了国共关系的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建立及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蒋建农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坚持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黄道炫认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除了武装斗争的直接推动外，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其扎根、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

　　国共关系依然是研究的持续关注点。段炼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采用新的和平斗争武器，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个武器就是民主政治。邓野提出1944-194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集中体现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其实质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分离时期。黄玲认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三次国共关系严重危机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封闭时期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学会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不仅继续发展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长期关系，也开始探索与美英等国的交往，最后通过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化解了国共关系的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敌后战场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划定。除了传统上国共分别主导正面、敌后战场的认知外，学界有一些新的看法，戚厚杰认为八路军参加了太原会战的全部作战，并参与了会战的组织指挥，与国民党军队混合编组，共同指挥，共同战斗，同处于一个战场。所以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汤重南还认为，中国抗战除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外，还存在一个国际战场，应该加强对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

　　关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学者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用和地位给予了肯定。胡德坤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将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于耀洲认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其地位与作用下降了，但仍然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

　　关于中共军事战略和八路军对日作战方面。彭厚文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八路军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能够起到战略上的配合和支持作用，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军事地位，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二是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准备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中共未来的战略后方。关于国民党抗战的军事战略，余子道认为蒋介石开辟淞沪会战的目的和意图是多方面的：一是军事战略上为牵制日军华北战场的进攻；二是为了保护上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三是为了捍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四是以淞沪会战推进外交战略的实施。

　　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

　　在中共革命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一定变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态。岳厚谦、张文俊认为在中共革命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一定变化，但据兴县14村调查材料发现，其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只不过是“中农化”趋向更加彰显而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体现着统一战线的要求，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黄正林认为在陕甘宁边区的减租运动过程中，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史新恒则提出了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王志芳通过研究发现中共政权力量介入下的晋绥边区农村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贫雇农取代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通过变工互助运动，农村由个体家庭生产逐渐转向集体性生产；阶级结构由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占多数转化为以中农为主。

　　关于抗战时期的外交关系

　　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提携的角色

　　近几年，随着一批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档案材料、斯坦福大学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披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与以往学界强调同盟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同的是，王建朗、胡德坤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一书突出了对抗战后期中国外交自主性的分析。书中认为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提携的角色，而是有着自己的积极思考和筹划，这一思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开始。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英美的帮助有重要的关系，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了绝大部分日本侵略军这一事实之上的。

　　吴景平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考察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他认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蒋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方面，张玫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加强与美国接触，以及呼吁建立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希望在自身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利用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冲突，以及美国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美国支持中国抗战，抵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活动，遏制国内的投降情绪，促使反日战争取得胜利。

　　关于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暴行

　　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但掩盖不了其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损失与侵华日军的暴行，是抗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侵华日军罪行的档案资料陆续发现公布和整理出版，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关于日军侵略罪证的问题，《铁证如山》一书收录89件档案日军留下的侵华证据，涉及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暴行等内容。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追溯和考证了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历史，指出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所持论据的破绽与矛盾，对日本人的近代历史观进行了批判。

　　关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学界一致认为其不亚于战争破坏。王键认为，与侵华日军的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攫取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帮凶，具有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上篇”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光新伟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