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外国学者近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

　　近十年海外学界不断突破西方学者重视二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忽略中国抗战研究的局限，在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政治与人物、军事与外交、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多领域，涌现出一批持论公允、内容详实、视角新颖的英文著作。

　　关于中国抗战的整体研究

　　首提 “代理人战争”说法，中国盟友身份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重视

　　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一书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抗日战争总体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作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作为欧美盟友独立抗敌，苦苦支撑，在二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一盟友却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重视。

　　2012年美国学者佛朗哥·迈克瑞的新著《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把中国抗战置于全球战略下，探讨了1941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之前中国在南方对日本的抵抗。作者首次提出了“代理人战争”这一说法。代理人战争，意为中国在抗战中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和英国）希望中国在南方拖住日军，使其无暇北侵苏联和南下到达英属东南亚和印度，于是他们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这一战略中，香港成为接受外援的关键，其便利在于它有通往长沙的铁路，作者认为不能把战时的香港孤立地看成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南方看成一个统一的战区，因为它是该战区的后勤基地。

　　2013年曼彻斯特大学讲师穆尔的《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一书揭示了中、日、美三国士兵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受到上级官员和国家的操控，书中通过士兵的日记，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对士兵战争认识的影响，讨论了宣传工作如何动员士兵及动员工作的得失。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在于“旧史料的新用法”，其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于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

　　关于战时政党与人物研究

　　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对中国领袖（比如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西方学界也跳出了冷战思维的影响

　　在关于国民政府的研究著作中，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是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认为，以往西方学界在论述抗战时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强调中美关系的作用，作者却认为应该从中国的内部寻找答案，因此他关注国民党的军事史和战争史，将其作为国民党历史的中心。有评论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国际化的视角、长程的历史观与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近年来西方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2011年加拿大学者赖小刚的《胜利的跳板：山东省与中共军事财政力量的壮大（1937-1945）》一书用12章解释了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在山东取得成功的。作者认为中共在山东的成功既有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和军事多方面的因素，也与日本、中共、国民党的战略有关，是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

　　对于中国领袖（比如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西方学界也跳出了冷战思维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2003年乔纳森·芬比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丧失的中国》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蒋介石传记。200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描述了蒋介石的一生，毛泽东研究也出现了几部比较重要的著作。2010年美国学者吕蓓卡·卡尔的《二十世纪中的毛泽东与中国简史》、2012年俄裔学者潘赞夫等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都对战时毛泽东的活动和思想有专门描写和分析。

　　关于战时军事与外交研究

　　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突破了以中美和中苏关系为主的研究视角，关注战时的中英、中日、中加等关系

　　2011年，方德万等主编的《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收入论文20篇，其中马克·佩蒂在《龙的子孙：战争的起源》一文中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由日本侵华政策发展与中国内政形势所决定的；方德万在《历史长河中的中日战争》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而不是其在二战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史语境中的中日战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是中国对战争史的巨大贡献。

　　以往的战时中外关系研究以中美和中苏关系为主，学者们把重点放在西方国家和人物怎样影响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上，放在美国为什么“失去了中国”上。最近的研究视野有所突破，开始关注战时各国在华关系，关注战时的中英、中日、中加等关系。如2011年英国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关注中英在缅甸合作抗日的史实；2012年佛朗哥·迈克瑞的文章《为中国提供布朗式轻机枪：中加关系的起源和影响（1941-1949）》梳理了中加关系，认为二战前两国并无外交，20世纪40年代初为应对法西斯，加拿大在美国的影响下开始援助中国武器，希望中国守住香港，美国参战后，两国联盟的意义不再明显。

　　除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史，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战时中日关系史，当然，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中日关系，不过这一关系主要是指“对抗”的关系，“合作”也是战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因为政治原因，战时的中日合作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卜正民教授做了开创性的尝试，他的著作《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理和中国精英》，探讨了日本占领长江中下游之后，当地沦陷后的复杂社会现实。作者选取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等地，关注了当地的日本政权以及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历史。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总体趋向

　　总之，西方学界近年来对“欧洲中心观”进行了反思，并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了多视角的重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有以下新动向。一是新意义与多视角。比如《上海1937：扬子江畔的斯大林格勒》将淞沪会战界定为“城市战的开始”，《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将中国在南方的抗战赋予了“代理人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是同盟国的代理人。这两本书的论述视角也追求多元化，视角的多维性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二是新史观。近年来海外学界不断突破重视二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忽略中国抗战研究的局限，开始普遍认识到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对“欧洲中心观”进行反思，并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重建。三是小人物的战争史。西方学界关注以前被忽视、甚至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比如战争下的普通战士、普通妇女、普通工人、普通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死、生活和思想。李丹柯教授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就是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的代表著作。（“下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本森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