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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初期，秦国尚是一个偏居列国西陲的小邦，土地狭小，人口不多，处文化洼地，国势微弱。经过十几代的发展积累，到战国中后期，秦国形成了“振长策而御宇内”和威震列国的态势。在社会进程缓慢的古代社会，秦国能由弱变强、迅速崛起，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国着力集聚各方英才，形成了雄视天下的人才高地。

　　在天下竞胜的时代，各国都根据自己的理念来获取能量以发展自身，而秦国却坚持不变地把人才作为最珍贵的资源。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早有吸纳中原人才的愿望，他曾派人至楚国以五张羊皮赎来虞国亡臣百里奚，又派使者至齐国厚币聘来蹇叔父子，还以离间计收纳了充当西戎使臣的由余等，对他们均授予大夫、上大夫之职，委以国政。其时，整个秦国形成了一股求贤荐贤的风尚。历史上的相马能手伯乐就是秦穆公信用的人才，据《列子·说符》所记，伯乐晚年又推荐九方皋为穆公相马，荐贤的时尚从人波及于马，足见这种风气之浓烈。举国求贤荐贤的文化氛围，为秦国打造了构筑人才高地的坚固根基。

　　战国前期的秦孝公发扬了秦国的尊贤之风，他即位后向天下颁布求贤令，宣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以官职和土地吸引人才。不久，卫国人公孙鞅（商鞅）自晋国投奔而来，秦国得到了天下一流的人才。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刷新政治，把秦国迅速推入强国之列；孝公之后的惠文王尊用了鬼谷先生门下的纵横家张仪，魏人张仪在列国倡导连横事秦，巩固和提升了秦国在天下的首强地位；其后的昭襄王尊用了魏人范雎，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设定有效推进了秦国的兼并进程；再后的庄襄王尊用了卫人吕不韦，吕不韦以他圆润的行事方式和稳健的施政手段，使秦国成功消化了既有的兼并成果；后来的秦王嬴政又任用魏国军事家尉缭、楚人李斯等，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事业。可以看到，秦国的人才高地汇聚着列国最杰出的人才，天下龙虎在他们适宜的政坛高地上生云啸风，集成了变幻风云的能量，促成了秦国的统一伟业。

　　秦国所以能建成人才高地，在于他们对外来人才的看重。当时秦国出访他国的使者都有在出使国求贤引才的使命意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记述，昭襄王派谒者王稽出使魏国，王稽就向魏国侍者询问：“魏国有愿去秦国干事的人才吗？”而“侍者”郑安平其实早就想把范雎推荐给秦国使臣。使臣和侍者皆属人才猎头，他们都在为秦国搜寻和引进邦外人才。秦孝公的招贤令中把外来的“宾客”置于“群臣”之前，也足见对外来人才的看重。由于文化根基使然，秦国本地善出白起、王翦那样能征善战的大将，而外来人才一般具备优秀的文化素质和高超的政治谋略，这就弥补了本土人才的结构性缺陷，合成了秦国强大的人才优势。

　　秦国的人才汇聚还得益于商鞅变法后的制度设定。变法改革破除了世卿世禄的特权等级制，搭建成以功定爵的平台，把所有人放置在同样的起点上，让他们专心在耕战的方向上大显身手。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在吸引人才、激励人才和管束人才，让人才在秦国振兴的目标下汇集力量、凝聚能量。

　　秦国偏居西部，但其汇聚的是天下贤士，追求的是高端人才，打造的是“国际化”的人才高地。李斯曾归结这种人才理念说：“大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国的大业高如泰山，阔如河海，但它是建立在众庶的泥土之上，汇聚了四方人才的细流，才显出了自身的高大雄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世思贤慕才的名句正表明秦国人才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