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弘扬和光大了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特质，是抗美援朝精神最具标识性的精神内核。在前进的征途上，中华民族曾经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但总是心怀希望、不懈追求，激流勇进，最终战胜千难万险，同时也锻造了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自强品格和必胜信念。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国力和军力对比严重失衡的国家之间的较量，当时中国90%的国民经济还停留在近代农业经济水平，工业产值仅居世界第26位；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都处于世界首位，工业产值占全球的40%。正是在实力悬殊的较量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大磨砺、大发扬，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

　　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条件下顽强取胜的英雄壮举，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还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后期参战的少量空军也仅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运输线和局部的空中作战，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长津湖战役进行时，朝鲜半岛正遭遇50年一遇的严寒，气温急剧下降，志愿军部队来不及休整，在药品、粮食及油料等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就投身天寒地冻的战场，不少战士被冻坏手脚、耳鼻，即使冻死在阵地也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美军陆战第1师师长史密斯感叹：“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在和钢铁的人作战。”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特级英雄”杨根思，生前说过三句话：“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正是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4.弘扬和光大了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底蕴，是支撑起志愿军将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深层次因素。有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忠诚”，才会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毅决绝的伟大壮举。这个“革命忠诚”，是绝对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铁血丹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时也是始终保持着革命本色的军队。“革命”二字，体现的是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理想信念的笃定，对崇高责任的担当。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革命忠诚精神，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出兵和挂帅问题，争论很激烈时，彭德怀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我军尚无直接同美军进行大规模战场较量的经验、任何一位将帅领衔出征都没有必胜把握的条件下，彭德怀毅然闻令出征，完全置个人荣辱于度外。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临危受命后感慨地说：“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抗美援朝战争中，将帅的革命忠诚精神，引领着将士们竞相牺牲奉献。他们敢于在战场上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因为有着对国家和民族、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忠诚”。

　　5.弘扬和光大了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国际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有机组成，是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的重要动因。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坚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既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又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朝鲜半岛同中国山水相连，抗美援朝既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发，也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的除数十万美军和韩国军队外，还有英国等16个国家的军队。美国政府妄图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为出师朝鲜正名，然而其纠集的国家再多，也无法洗刷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罪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是高扬着国际主义精神的正义之战，绝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这场正义之战既激发了志愿军将士愈战愈勇的旺盛斗志，也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最终正义之师赢得了战争胜利，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作者：刘光明，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