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击”形成“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

　　“撞击”阶段始自距今约6000年前，中国史前时代进入转折期，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纷纷涌现；同时，区域互动“撞击”密切，形成“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有104件。长江下游的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崧泽文化迄今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墓地中等级差别明显。上述三个文化均重视财富、身份和世俗权力的宣示，缺乏宗教仪式用品。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其核心地带的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密集，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庙底沟社会同样重视世俗威望和权力，但偏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集体礼仪活动的组织，并不以奢华墓葬表达个人身份。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玉猪龙和勾云形器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在这两个文化中，宗教权力均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与世俗居住区隔绝的仪式圣地。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考古学家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各地区“古国”是否已经对此“最初的中国”形成了某种“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

　　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层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识，如怎样在特定的地点观测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药品、配合特殊的肢体动作和意念导引进入萨满通神状态等，这些都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是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也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

　　良渚早期国家的“熔合”式构建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更具雄心的领导者。距今约5300年时，中华文明的形成进入“熔合”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成为“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王陵区在宫殿区西侧，大型墓葬随葬精美的玉器、石器、漆器和丝织品，以礼仪性玉钺展示王权和军权，以琮、璧展示宗教权力。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形成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国际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良渚文化主体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反映宇宙观和宗教信仰的玉器明显源自凌家滩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兽面又体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内社会集团的实践是红山文化开创的，这无疑对良渚社会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构建产生了示范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正是对其前的凌家滩、崧泽和红山社会发展经验充分“熔合”的结果。

　　“协和万邦”理想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东、河南和江汉地区的龙山文化社会吸取良渚社会成败的经验教训，在动荡中高速发展，出现大量城址，形成与古史记载契合的“万邦林立”的政治景观。在文献记载的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带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采取更广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国家的构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考古发现显示，陶寺的领导者很可能已经胸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并付诸实践，其核心内容包括：吸收“万邦”的优秀文明成果，“熔合”为更成熟的礼仪制度；以核心引领者的地位推动“万邦”一体化进程；以“光被四表”式的文化怀柔为一体化的基本方略。

　　陶寺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近年确认了外城内的宫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2002年发现的贵族墓葬面积约20平方米，随葬品超过百件，有漆柄玉钺、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级物品，并有1名殉人和猪10头。2003年发现天文观测设施，并出土朱书陶文。陶寺遗址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其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厨刀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可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和对自己在万邦中核心地位的彰显，表明陶寺王者已心怀苏秉琦所说的广域一统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是以天文之名行人文之实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实践；“协和万邦”和“光被四表”也并非完全是后代的追颂，当时的天下政治态势或为其“真实的素地”。

　　《禹贡》和第一王朝的建立

　　距今约3800年，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继续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构建。

　　在龙山时代，孕育出二里头文化的环嵩山地区没有可与陶寺匹敌的政体，二里头文化大至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宫殿建筑技术和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其他龙山时代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榜样。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玉器，表明二里头王朝的形成并非“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横空出世，而如“伯禹腹鲧”，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地区在风云际会中激荡碰撞、熔合互鉴的结果。因此，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才能形成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这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和文化怀柔方略，“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其牙璋等礼器传播四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正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言，“禹迹”和“九州”之说在商周时期已经盛行。《禹贡》应被视为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中国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踏遍九州，开山导川，治平水土，“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禹的英雄功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无私无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德，将九州万邦协和为一体；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文献中关于禹的丰富记载和考古学揭示的二里头文化的“王朝气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二里头的王者已经具备实施禹一样的政治抱负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禹贡》的最初版本可能正是他们宣扬其政治理想、辅助其政治实践的作品。

　　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道路

　　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区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诞生地的形成空间均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弘，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美国学者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张光直则指出中国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形成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正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中华文明才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上述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们的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孕育了独特的以“协和万邦”理念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因，解读历史时期中国发展、坚守道路自信的理论框架自应以此为基础。

　　（作者：李新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