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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亚信成立于1992年,是有关亚洲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主要目的是与会各方通过对话、合作等形式,在亚洲大陆上建立起有效的、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机制,以维护亚洲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凝聚共识的亚洲新安全观
周锦尉在《文汇报》刊文说,“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是新的亚洲安全观。习近平主席阐述了这四方面安全的含义,是把握和遵循现代世界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对安全作了精辟、深刻的概括和表述,已经成为亚信成员国的共识。
安全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又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品”,而且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分割性的“纯公共品”,国家各种保障安全的结构和制度,构成人民共需共享的生活环境。对亚洲的安全而言,各个国家传统、风俗、信仰、宗教不同,历史不同,既有相互学习、借鉴的一面,又有某些历史纠葛、领土纠纷,现今经济发展又处于相像相近的发展阶段、发展结构,难免产生某些不理解、难以沟通、以致矛盾的一面。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中用了“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八个字,“共同安全”的理念是十分有针对性的。
安全又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类:传统安全,即涉及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主要包括应对外部势力对本国主权的战争威胁、军事侵略和政治颠覆、政治控制等,强调以增强军事实力、实行军事结盟和采取武力打击方式,以及用政治手段、反击敌对势力以确保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则将安全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环境等多种安全领域,其关注点也由国家安全转移到从个体到整个人类社会及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安全。非传统安全强调“综合治理”,更注重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当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没有明确的界限,有交叉的一面。由此,显示新安全观中“综合安全”之重要。
安全又与发展相关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习近平主席说,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宣言》最后重申,根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以新安全观夯实亚洲和平发展之基
汤华臻在《北京日报》撰文说,亚洲各国要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共享繁荣发展之利,唯一的正途就是“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在亚洲安全领域事务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维护亚洲安全,树立新的安全观,我们不仅积极倡导,也在坚定实践。在文化上,中国人始终是“和”的信徒,“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不论是“止戈为武”的造字释字思维,讲求“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还是推崇“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国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和平观念和思想说话处事。漫长的和平文化熏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深重苦难,让中国人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更从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今天,我们只会以和平、可亲、文明的面貌跟亚洲邻居相处,与世界各国做朋友,决不会将自己曾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民族。
新的亚洲安全观,是亚洲国家拥有最大公约数的安全观。它至简至明,不虚幻也不复杂。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比如“你好我好大家好”,等等,有着清晰的是非标准,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坏的恶的,人们一看就知、一辨就明。这种“基础价值观”,才是亚洲人民需要的,才能真正确保自身和地区长治久安。
加强对话合作 构建安全机制
亚信的宗旨是通过制定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现已制定军事政治、新威胁新挑战、经济、生态、人文等五大领域的信任措施。一些专家在《中国社科报》刊文认为,要加强对话合作,构建亚洲安全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说,亚洲已经到了构建安全机制的时候,但到目前为止,亚信并非机制化的亚洲安全合作平台,而此次峰会为促进亚洲安全机制构建提供了良好机会。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推动亚信进程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亚洲意识的再次凸显,在推动提升亚洲安全的自主性和自信心方面,中国当之无愧。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激活亚信进程,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亚信赋予新的理念、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并为机制化建设提供必要资源支持。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认为,面对地区安全挑战,亚洲国家在构建亚洲安全机制过程中,要对当前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安全态势作出评估,确定原则立场,彰显各国维护稳定和安宁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此外,要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切入点,为推动各项安全合作作出部署,以渐进方式提升亚洲安全合作水平。此次峰会不仅将对缓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敏感形势有所助益,也可能为改善周边安全形势提供磋商和交流的机会,同时将会推动欧亚地区有关安全组织的沟通和交流,进一步落实反恐、合作救助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项目。
(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