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无名氏”变身享有社保的新市民

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故事

　　日前，“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消息登上热搜，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有人担忧此举会诱导人们钻政策空子，更多人则盛赞这座城区常住人口逾千万的超大城市，如此善待这个特殊困难群体的态度和温度。

　　而这些既不知道家住哪里、也没有确切姓名的“幸运者”，却并未表现出喜形于色的感受。他们往往缺乏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领，连正常的沟通和表达都存在障碍，以至于记者想从中寻找一个采访对象都格外困难。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天津市不忘关照这些只有一串救助编号的“无名氏”，将他们从社会“最边缘、最困难、最脆弱的特殊群体”——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变为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的新市民，摆脱生存困境。

　　2020年11月1日零时，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193位天津新市民，将在普查公报上，第一次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受助少女在沙盘游戏室内接受工作人员（右）心理辅导。　　本组照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

　　9岁的祝酉晴在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小，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名。

　　为了让这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能顺利落户，天津市各级救助站为其中的“无名氏”取名：来自滨海新区救助站的姓“党”、宁河区救助站的就姓“宁”，而更多来自天津市救助站的滞留受助人员，则和祝酉晴一道都成了“祝家人”。

　　天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科科长田志国告诉记者，以祝酉晴这个名字为例，他们“每一个字都花了心思”——“祝”姓与救助的“助”同音，又有祝福之意；“酉”字代表她受助的年份，“晴”字则源于首位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由此，她和这座接纳自己的城市、关心牵挂自己的人，产生了某种温暖的联系。

　　“维护一个人的人格尊严，起码要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多年专门负责管理救助站里未成年儿童的田志国，更是深有感触。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祝酉晴被派出所送来那天，是2017年11月22日。当时，有市民报案称在金街劝业场附近，发现一个流浪的小女孩。

　　“她穿得脏兮兮的，不会说话，只是‘嗯嗯啊啊’地叫，一见到生人就往后躲。”田志国眼前的祝酉晴又瘦又小，身体虚弱，很快就被送去定点医院接受营养补充治疗。经医生鉴定，她被诊断为智力障碍。

　　“这孩子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她身上没有任何寻亲找家的线索。公安机关帮她进行了人脸识别比对，也在打拐网站上进行过比对，没有查找到任何信息。”田志国回忆说。

　　三年来，他们眼看着祝酉晴长高了、胖了，不再像过往那样胆怯了。有时遇到熟悉的老师和护理人员，她会主动往人怀里扎，还能含含糊糊地叫出一声“妈妈”。拍照片时，她会皱起鼻子对镜头笑，上扬的嘴角在脸上漾出一个大括号。

　　一切都在往前走，唯有寻亲之路毫无进展。他们在各类媒体上推送祝酉晴的信息，让她和其他受助的未成年人一起，接受由社工团队和志愿者提供的特殊教育和心理课程，指望她能慢慢追忆起一些有效信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祝酉晴仍说不出完整的词句，儿时的记忆更加模糊了。无家可归的她，成了滞留在救助站里最年幼的受助者。

　　这些落户天津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人生经历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大多像祝酉晴一样身心并不健全，有的人患有智力障碍、阿尔兹海默症、精神疾病，有的人则身体残疾，无法给出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等有效信息。

　　不论是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还是一次次信息发布，都未能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在救助站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已经28年寻亲未果了。

　　“由于没有身份，这些寻亲无果、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人员，成为游离在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黑户’。”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处长王英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