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

　　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是天津市救助站1992年编号第25个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当时的工作人员以这个编号谐音，为他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目不识丁的聋哑人，28年来没提供任何关于家庭的有效信息。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和他交流，甚至摸索出一套“土手语”——比如揪揪耳垂以耳环指代女性；左右手各合成“O”形扣在眼睛上，代指某个戴眼镜的人。

　　边尔武偶尔想起些什么，会在纸上画几个圈圈，工作人员凑上去推理辨认半天，但终是徒劳无功。2016年，唯一一次有人看到网络推送的信息，来到天津市救助站实地辨认，结果发现边尔武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亲人。

　　“那次我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房子，想告诉他可能要回家了。他看起来很开心，还特意穿得精精神神的，没想到最后等来的却是失望。”天津市救助站安置教育科科长王鹏回忆道。

　　如今，想起当时边尔武失落的眼神，王英梅心里还是不好受，话说一半儿眼圈儿就红了：“本来他高高兴兴的，自己还整整衣领……”

　　时隔四年，王鹏又在向边尔武解释另一件喜事——他用两个食指在空中画出一个巴掌大的长方形，又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向对方比划，意思是过不了多久，边尔武也会有这样一张代表公民权益的“小卡片”。

　　边尔武很难理解这张“小卡片”意味着什么，能给自己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但王鹏至少可以肯定，这次他的希望不会再落空了。眼看着王鹏一通比划下来，边尔武开心地笑了。

　　“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以后等他老了，可以转到养老院去。”王鹏说。

　　与边尔武一样，这193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后，都将拥有天津市民身份，而这只是这项工作的一环。

　　更为重要的，接下来他们将被纳入相应的保障体系，符合条件者可以享受天津市孤儿、特困人员供养保障、医疗保险、“明天计划”医疗康复、大病救助等；像边尔武这样的残疾人，还可以享受残疾人的相关保障政策。

　　这次和祝酉晴一起落户的24位未成年受助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一想到他们以后能按照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上课，田志国感到特别欣慰。虽然社工组织精心设计、讲授的课程对孩子们也有极大帮助，但专业特教老师可以带来更系统的教育。

　　“这些落户人员，我们会分批次逐步转入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定点医院等安置场所，予以集中供养、医疗救治，实施老人、孩子、残疾人分类照料，使他们得到更为专业的照护。”王英梅说。

　　落户以后怎么办，政策细化仍有空间

　　“落户以后怎么办，的确是值得地方政府关注的问题。”关信平说，此次天津市的各项后续措施设计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把滞留受助人员的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都考虑进去了。但政策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比如将来会不会出现尚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政府有没有后续的就业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找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社会？这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

　　除了做好与相应社会福利机构的后续对接工作，对于防范个别人“钻空子”等社会关切问题，天津市民政部门明确表示，将会严把多个关口，确保政策没有空档——长期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前，公安部门将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落户后寻亲工作不会停止，而是接续延伸；转入相应保障机构后，照护人员会将新发现的身份信息线索，反馈至救助管理站接续寻亲；落户后寻亲成功的，民政部门会护送其返回家乡，同时注销天津户籍。

　　天津市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彰显了政策的温情，更彰显了城市的胸怀与温度。

　　“当一个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在大街上，我们是该担心他给这座城市抹黑，还是担心他的冷暖饥饱？这次的新闻收获了500多万点击量，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度，激励着我们的工作向善向好，补齐社会治理短板，推动整个社会更加进步。”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业务二科科长王明强，是一位来自山东的新天津人，对城市的温度有着自己的思考。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高峰，天津地铁二号线从天津站接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继续往曹庄方向驶去。车厢里，有年轻的白领插着耳机闭目养神，有买菜回来的大爷在座位上整理购物袋里几个快要掉出来的西红柿，更多的人低头刷着手机，几乎没有谁特别留意地铁广播里这条有关全国人口普查的公益广告——

　　“人口普查家家参与，美好未来人人共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需要您的支持与配合。”

　　“这193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姓名，连接受人口普查的资格都没有！”想到有人来这世间一趟，却没能留下哪怕一点痕迹，王明强这个山东大汉流露出民政人的细腻与柔软。

　　（应受访者要求，祝酉晴为化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 白佳丽 尹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