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名义阅兵，在我国还是首次，它大大强化了国人的胜利意识。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它也发挥着积极的推进作用，使我国进一步掌握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权。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各种因素，大陆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徘徊不前，一直缺乏有代表性的权威研究成果。台湾地区学术动向大体相同，以至于旅美学者吴相湘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曾引用胡适的话批评学术界“很可耻”的后进态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的改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后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多部命名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综合性学术专著出版，还有向专、深方向发展的大批论著涌现。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1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纪念场馆的相继建成，从另一个侧面构建起联通学术界与社会各层面的话语体系。进入新世纪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强劲，尤其是这次围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相关研究成果斐然，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国际上话语权不多，其根源固然有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而国人缺少有力作品以影响外人也是问题的症结。两岸学术界对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分歧迄今并未消除，不认同自主获胜的虚无主义等消极认识在国人中也是存在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涉及中日关系的应急性问题受到更多关注，而学术资料的收集整理与一些基础性研究依然后进。应急被动、近利好功及学风浮躁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凡此种种，都是导致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国际上话语权不多的内因。

　　话语权不多的结果，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存在低估现象，对中国为何能战胜日本存在模糊认识。对比西方学界的一些过低评价和国人的研究不足，中国人当年的战争对手倒有不少客观论述。早在战争之初与激战之时，一些日军将领就确认了日军的失败与中国的胜利。比如，当日军发动全面攻势占领武汉、广州等中国要地时，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及其他负责重要情报的官员如堀场一雄、田中隆吉等人都认为战争遥遥无期，攻占武汉后的“欢呼万岁之声，使得战争指导当局更感到哀愁，这战争将趋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日军在中国的失败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和学界的战略学家、历史学家伊藤宪一指出，日本“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战略家”。作为对比，他将毛泽东与汉尼拔、亚历山大等古代著名战略家并论，指出毛泽东《论持久战》“设想之宏伟、之正确”，使人感受到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历史睿智。这些战时日军与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抗战力量的评价、对于抗日战争胜负等问题的陈述，带有战争发动者一方的特殊体会，包含有欧美论著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既可以反质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更值得海峡两岸的抗战胜利虚无主义者参考。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中国在农业经济贫弱的条件下创造了战胜工业化军国主义日本的政略与战略战术。研究抗日战争，如果惟以飞机、大炮、军舰的作战场面为观察对象，无疑是短浅之见。中国是大国，大国自有大国的办法。只有首选战略层面的形与势进行分析，方能高屋建瓴得出科学认识，方能掌握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权。

　　人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存在，本不以人们是否承认为依归。但自己不作声，则局外人士就可能掌握话语权。今年我们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最具震撼力的综合性话语宣示。一言以概之，胜利需要多样性的话语表述，尤其需要我们的学术研究跟上去，努力掌握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权。（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