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关于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问题致范文澜信。此外，毛泽东对如何研究党史也谈了自己的理解：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季礼）

　　毛泽东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近年来，围绕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等，中共党史学界展开了相应研究，形成了党史研究的诸多热点。

　　用“历史还原法”来认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重点由新中国成立前转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完善、创新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学界一致同意“毛泽东精神”的提法。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用“历史还原法”，来认识与理解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纠正了以往诸多不准确的认识

　　关于邓小平生平的研究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邓小平年谱（1904-1974）》纠正了以往诸多不准确的认识。《邓小平传（1904-1974）》一书依据大量丰富翔实的档案文献，全面记述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文革”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70年间的主要经历，揭示邓小平参加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并成长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人生轨迹和风雨历程，是邓小平研究领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运用多种未曾披露的档案史料，从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第三次被打倒与再次复出、开展拨乱反正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深入解析了其在1975年至1982年中国历史转折中扮演的角色。此外，学界还重点探讨了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系、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等。

　　学界关注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

　　近年来，关于陈云的研究在多个方面继续深化、推进。关于陈云的经济思想，有学者认为，陈云十分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主张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调控手段应对通货膨胀。关于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有学者认为，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辩证处理四个关系：既要大胆开放，又要循序渐进；既要微观搞活，又要宏观管理；既要使对方有利可图，又要坚持以我为主；既要充分利用开放的积极成果，又要重视开放带来的消极后果。关于陈云的党建思想，有学者认为，陈云是党内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辉典范：陈云把学习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陈云提出学习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陈云强调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解决新的问题。

　　学界对习仲勋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

　　近年来，学界对习仲勋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以《习仲勋传》的出版为标志性成果。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习仲勋的生平活动，二是习仲勋的思想。有学者论述了习仲勋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认为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方面，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在反摩擦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学者论述了习仲勋的经济特区思想，认为习仲勋不仅是经济特区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倡导者，对特区路径有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认识，他还系统阐述了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内涵、优越性和激励机制，倡导改革者精神。

　　党的创建史引发广泛讨论

　　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书出版后不久，国内即有学者就该书有关“渊泉”的考证提出了批评。对此，国内也有学者给予了否定。国内还有学者围绕该书存在的忽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始的历史条件与夸大日本的作用、模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革命实质与所谓的“知识”传播、主观的“扬陈抑李”倾向与夸大陈溥贤的先驱作用等问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相关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但专门研究其在中国翻译出版传播情况的文章较少，有学者着力从传播史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文本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退出了党组织，但在党成立前后，他还是做出了许多独特而重要的贡献：翻译列宁阐述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民族自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努力；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国国情；为《共产党》等刊物撰写相关文章，介绍世界范围内共产党的情况。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有四个方面的转变

　　近年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成为学界的一大亮点。有学者探讨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的关系认为：从中共五大到六大，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从右倾到“左”倾的转变；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六大决议和文件起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显著不同；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使中共五大、六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整体上有所发展。

　　有学者对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变：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态度上，由调查研究到主观主义；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指导制定中国革命的策略上，由“有步骤地过渡”到“左”倾盲动激进；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由“东方支部”到“老子党”。

　　长征研究多集中于长征精神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长征的研究，党史学界较多地集中于长征精神。其中，学者们较多探讨的是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有学者认为，长征精神的德育价值在于：弘扬长征精神，对于引导全国人民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培育艰苦奋斗传统美德、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培养团结互助品质及加强官员道德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德育价值，进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有学者认为，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在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紧密团结，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

　　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党史学界从多个方面对遵义会议展开了研究。关于遵义会议的界定，多数学者认为，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

　　关于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认识，有学者提出：不应局限于当时所主要解决的军事战略和组织问题，还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深度上去揭示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它是中国革命摆脱严重危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遭受挫折到取得重大突破的新起点；是中华民族从群体意识觉醒到精神重塑的新起点。纪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

　　还有学者论述了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认为遵义会议历史地锻造了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遵义会议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遵义会议精神需要在强化现实使命中推动民族复兴。

　　首次公布了一大批抗战档案

　　在去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国内党史学界兴起了抗战研究的热潮。首先，学界公布和发现了一大批重要史料。其中，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相继出版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精选》，大部分都是首次公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发布了第二批调研成果。

　　其次，党史学界围绕中共与抗战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其中，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绝大多数学者认定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有学者指出，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有学者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学界研究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其影响

　　近年来，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分析和认识，成为党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分析了中情局对中国西藏所进行的情报搜集工作，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方收集有关信息，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局势进行评估；西藏叛乱及平叛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了各种侦察手段获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的情报为美国政府制定其西藏政策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有学者分析了中情局对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认为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并不是美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还有学者认为中情局对中国应对越南战争升级基本举措的分析和判断还是比较客观的，总体上把握了中国直接参战的“底线”，为约翰逊政府选择逐步升级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有学者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有学者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学者们研究了经济特区改革的新使命

　　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学者们围绕特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学者认为，特区取得的成就是：思想上大解放，经济上大发展，面貌上大变化；有学者指出，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定位不明、政策不“特”、二元经济明显、体制不“特”。

　　关于经济特区改革的新使命，有学者认为有：改革特区发展模式；制度与体制创新；实体经济和制度创新的双重辐射和扩散；探索对外开放的新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向世界级转型；开辟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途径。还有学者分析了特区建设的经验：在思想解放中发挥区位优势、在改革创新中求得快速发展、建立人才高地以吸引全国人才来开发特区、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