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纵火，来自甘肃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的农民工包来旭成了“名人”。

　　这个叫漳县的地方本来鲜为人知，2013年曾因发生过6.6级地震而被媒体关注过一段时间，随后，抗震时的高密度曝光迅速消退，终回归最初的宁静和贫困。

　　直到一个来自该县的34岁的农民工包来旭带着诡异的微笑，将杭州的一辆公交车用香蕉水点燃，29名乘客被烧伤，其中14人因严重烧伤气管被切开，2名6岁儿童迄今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包来旭自己也重度烧伤，至今无法说话。

　　这不妨碍警方通过一系列证据证实包来旭是整个恐怖罪案的唯一嫌疑人。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杭州市民在整个事件迸发出的见义勇为热忱、相关医院的及时救助无疑值得充分肯定。但包来旭如此匪夷所思的杀人加自杀行径还是无比猛烈地撞击着所有人的神经，令人不寒而栗。

　　包来旭与他试图烧死的乘客无冤无仇。而且公交车上多是为生计奔忙的普通人，同样来自底层的包来旭却人性泯灭地要带着他们一起走向毁灭。整个事件充斥着残忍、冷漠、自私和绝望。

　　2008年，在家中三兄弟排行最小、已经28岁的包来旭不甘于在贫困乡村继续消磨自己所剩不多的青春，决定离家远行。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甚至连亲人也不再联系。直到杭州纵火案轰动全国，他的母亲才等来了一个噩耗：“我想儿子，等儿子回来，常常一个人偷偷地哭。我盼了6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一个‘害人’的消息”。

　　媒体报道，包来旭或是抱着努力打拼、衣锦还乡的信念出走的。但28岁、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缺乏专业技能的大龄农民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包来旭6年漂泊的过程中，他从兰州到广州，再到浙江，一直在苦苦寻找命运的彼岸。但他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待满一年。加上他身患肺结核，性格越发孤僻内向。有越来越严重的厌世情绪。

　　根据警方通报，他曾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

　　因教育、文化先天不足，贫困的逼迫，功利思想的催化，寒门上升通道日益狭窄，加上个人性格的缺陷，身体状况的恶化，被抛弃感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感到被人们忽视。

　　包来旭自我救赎的方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贫困，他不愿回头，又因为无法改变命运，他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在一次次失望的催化下，他逐渐关上心灵的大门，最终丧心病狂地决定用一次挑战法律、人性底线的方式获得一次存在感——让长期习惯俯视我、无视我的世界关注我。

　　这种深层绝望的背后，是精神贫困的极端缩影。

　　必须承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工的工资和基本工作环境、生产条件获得了巨大改善。包来旭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浙江金华一个纸业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月薪4000元，虽说谈不上宽裕，但绝对足以糊口。但宛如富士康曾经在硬件设施一流的产区连续跳楼的职工一样，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又找不到有效疏解渠道，陷入绝对的情感孤立和精神贫困，进而选择了万劫不复的罪恶之路。

　　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其中蕴含的深层原因依旧值得认真探究。至少在贫富差距严峻的当下，直面底层群众的精神贫困、情感危机已迫在眉睫。当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打破区域壁垒，消除身份歧视，规范城乡福利制度，并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完善相关社会救助制度则是重要前提。

　　最近《2014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称，按照联合国大会在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12%。

　　是时候直面并化解社会上日益凸显的精神贫困的问题了。包来旭转身成魔，罪不可恕，更是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