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女司机”一词出人意料地登上了热搜榜。起因是：首位征战达喀尔拉力赛的中国女车手郭美玲出师不利，排位赛刚上路就在拐弯处发生了车祸，导致13名观众（包括一名记者）受伤。为此，组委会特别派出了4架直升机和3辆救护车前往救治伤员。所幸全部伤员并无大碍。但郭美玲却不得不选择退赛，这位巾帼车手首次达喀尔之旅就这样黯然收场。

　　郭美玲车祸发生后，不少网友反应激烈，“郭美玲别给中国女司机丢脸”、“不会开车就不要去达喀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平心而论，把此事和女司机的标签联系在一起，实在没有太多道理。且不说，女司机本身开车的安全性并不比男司机差（有调查显示，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同样里程的驾驶，男性驾驶员发生致死事故的可能性要比女性多46%），仅以郭美玲而言，她事实上已经算是一个有经验的赛车手，曾在2011和2012年连续参加环塔拉力赛4轮摩托车组比赛，2012年还曾获得女子组冠军；2014年参加中国大越野，获得汽车组第22名；2015年参加环塔拉力赛，获得汽车组第21名。此外，她还以观察员的身份，跟随中国车手周勇完成了去年达喀尔的赛事。应当说，她也是有备而来，但体育比赛就是如此，意外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何况，这又是被称为“死亡者游戏”的达喀尔拉力赛。

　　有关郭美玲车祸，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只要有钱就可参赛，实在太不应该。”暗指郭美玲赛车，是有钱人玩票，但有钱（只要来路正）本身不是过错，将赛车和达喀尔视为梦想更加无可厚非。达喀尔拉力赛创建人、法国人泰里·萨宾曾经如是说：“对于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挑战；对于没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梦想。”郭美玲一定属于那些将参加达喀尔视为梦想的人，否则，以她47岁的“高龄”，也犯不着跑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受这份洋罪了。

　　众所周知，由于极端艰苦的竞赛环境和各种不可控因素，达喀尔拉力赛向来伴随着危险和死亡。据统计，自1979年创办至今，该项赛事仅仅有8个年份没有出现死亡事故，37年来已经吞噬了68条人命，仅1986年一届便有8人在此断送性命。但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车手们的热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冒险和挑战，征服大自然，本来就是体育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西方体育竞技文化的核心要素。此外，达喀尔是为数不多以完赛（而非夺冠）为主要目标的赛事之一——能完成就是赢家，敢来的就是好汉，因此，参赛者中80%都是业余选手，这又构成了它另一独特的魅力。那些讥诮郭美玲业余玩票的网友，实在是不太了解该项赛事的特点。

　　达喀尔拉力赛还非常强调团队的合作和高科技的保障，前进道路上车手互相救助也是常事，因此，达喀尔拉力赛远不只有危险和挑战，它是勇敢者的运动，也是友善的、人性化的比赛。对于热爱赛车的人来说，达喀尔所呈现的不是一场鲁莽的争夺，而是建立在智力、技术、科学基础上的人性升华。所有的这一切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一个迷人的无法复制的“达喀尔”。

　　显而易见，我们还缺少达喀尔这样的赛事，甚至缺少对于类似赛事的基本认知。这并不奇怪，我们的体育文化基因里更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体育更重视对于大自然的发现和开掘；中国传统体育重技巧、节奏、韵律，讲究内涵美、和谐美、含蓄美，而西方体育更注重力量、速度、突破，讲究人体美、外在美、阳刚美。这些文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布局上（技巧类项目从来都是夺金大户），而且还表现在体育教育上：中国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更注重学生的安全，而非培养他们的冒险、挑战精神，一些学校甚至以安全为由，取消长跑之类的项目。当然更遑论马术、攀岩、滑雪等危险性项目。这实际上并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日后的发展。英国希布福德学校校长麦克尔·顾得文说：“我们认为最好的学生，是那些勇于冒险的学生，愿意过一种充满冒险的生活。”这样的学生，在中国是稀缺品。因为，我们并没有提供可以让他们成长的土壤。

　　中西不同取向的体育文化传统，并无高下之分，但它们需要取长补短，互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不应该耻笑郭美玲，反而应向她学习，学习她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中国体育要向前发展，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其实需要更多的郭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