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京华时报》披露的一起案件引发各方关注——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志刚因受贿等罪名，于今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14日，眉山中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记者调查发现，此案中，眉山当地6名公安系统官员向司法机关承认，曾向王志刚行贿，并签字画押，但法院判决最终不予认定。

　　报道一出，“法院不予认定”的做法立即招来诸多“板砖”，不少人抱着“此事必有蹊跷”的“元芳”心态揣测，认为法院是在故意包庇犯罪人，认为这么做有损法律尊严等。在看到6名承认行贿者大多还在原岗位工作，一些人更加义正词严：都主动交代“犯罪”了，怎么还不处分？

　　公众对涉及贪腐的人员、案件格外敏感，实属正常。然而，必须强调，对所有案件的处理都应该建立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即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解决。就目前报道看，当地法院对6名官员承认行贿的行为不予认定没有什么问题。

　　首先，此案中，6名警官的“承认”相当于证人证言，但这6人的“承认”并不是互相印证的。从报道看，除了“承认”，这6人未提供其他证据，比如录音录像、银行卡等。人们常说“口说无凭”，张三说给李四送钱了，法院就认定李四受贿，这可能吗？如果这么断案，岂不是想把谁送进监狱，就能把谁送进监狱？

　　其次，如果要治这6名警官的行贿罪，那么他们的“承认”相当于口供。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能定罪的——“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可见，公众对当地法院的指责其实是因为对相关法律、对证据规则存在误解和误读，总有一种“人家都承认干坏事了，法院怎么不管”的心态。法治的高明或者说办案人员的高明，不是迫使当事人自证其罪、仅凭口供定罪，而是即便当事人不开口，办案人员也能取得各种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然后定罪量刑。

　　正如法学专家就此案的表态，“这些未被认定的承认行贿的证据，目前应该属于有待进一步查证或排除。由于法院没有这方面的侦查权，就需要原办案机关去进行查证。如果能找到其他证据佐证，则证明行贿事实存在，那么按照刑法规定，还要追究这些人的行贿罪。如果调查后发现依然无证据支撑，则要排除掉这些证据。”

　　之所以产生误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往重口供、轻证据，按照主观臆想诱供、刑讯逼供的情况时有发生，曾经制造出一些冤假错案。关注这一个案，不是纠结谁有罪、谁有错、谁办案不力，不是要指责一些人的偏颇和先入为主，而是为了重申一些基本的理念和规则——只有口供不能定罪、孤证不能轻易定罪；断案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托；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不盲从、不轻信、不随便下结论，才是真正的法治进步；我们今天对某个人的问题不轻信，是为了保证明天公检法机关、公众对更多人的问题不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