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违法犯罪，可能让人恨得牙根儿痒痒，可能让人同情得无以复加，但都只能严格依法办事，从重从轻都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法治精神。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段白衣女子行窃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而其行窃时的淡定和有恃无恐让人震惊，事后得知，她已怀孕3个月。上海警方介绍，该女子此前已有7次盗窃前科，均被取保候审等，因为当时她也处于孕期；福建晋江，一名涉嫌诈骗的27岁女子被民警抓获时大喊“我怀孕了”，试图逃跑——近年来，孕妇身份俨然成为一些女性违法犯罪者的“护身符”。

　　在法律方面，怀孕妇女究竟可获何种“优待”？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满足一定条件可以宣告缓刑，而对怀孕的妇女，应当宣告缓刑；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报请最高法院依法改判。

　　正因这些规定的存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引人争议的现象：有的孕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最终被宣告缓刑，不用坐牢；有的孕妇主动把团伙中其他人的违法行为揽到自己身上；有的妇女为了违法犯罪之后减轻处罚，故意多次怀孕……

　　孕妇就可以公然违法，把法律的人性化规定当成靠山和工具吗？

　　把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以及一些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特殊群体，在定罪量刑时给予适当的区别对待，体现了立法的人性化、科学性和适度的灵活性。如今，如果有人偏要利用这样的制度安排，作为自己实施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且屡试不爽，显然会遭到谴责和质疑。因为在公众看来，这有违立法的初衷，也有违公平公正。

　　然而，跳出个案，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上去考量，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许无可指责。既然法律赋予了孕妇这样的权利和待遇，那么法院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落实诸如减轻处罚、宣告缓刑、免于死刑等制度安排。反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不考虑孕妇的身份，才是对法律的背离和罔顾。

　　维护正义一定要以正义的方式。就像今天我们对十恶不赦、罪行累累的人，判处了死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游街示众，让老百姓往他们身上倒垃圾、泼脏水，而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有的妻子频受家暴、不堪忍耐错手杀了丈夫，有的子女不忍家中老人长期受病痛折磨，买回了毒药喂食老人，可能有公众为他们喊冤叫屈，但从法律上来说，满足了构成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就要被依法定罪量刑。

　　一些违法犯罪，可能让人恨得牙根儿痒痒，可能让人同情得无以复加，但都只能严格依法办事，从重从轻都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法治精神；滥泄私愤、滥施同情，不是法治。

　　法律不是万能的。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问题寄希望于法律去调整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和不科学的。我们总强调“疑罪从无”，选择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跟过去的宁枉勿纵相比，这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要面临把某个坏人放回社会的风险。至于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孕妇，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有权利获得正常的出生、成长环境，法律在选择不伤及无辜、保护孩子的同时，可能就要面临放走孕妇、其再次违法的风险或者说代价。

　　面对个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分歧很正常，对分歧的讨论和反思同样会促进法律的健全和进步，但也大可不必囿于个案，定要争个是非黑白，这也是我们强调法治精神，强调更本源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目的。

　　当然，“任何人都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如果已然出现很多恶意利用人性化法律规定犯罪获利的孕妇，那么相关部门或许也有必要出手遏制。比如，修改立法，让怀孕妇女生产之后再入狱服刑，而不是一律轻判或适用缓刑。毕竟，法律不一定能鼓励善，但一定要惩治恶。如果不加惩治，难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作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