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无论是理论到实践都长期忽视供给观念，或者涉及到供给观念，但是对其认识很不系统。过去多次强调的“定向调控”，绝对不是讲需求管理而是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结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但指标复杂，不是单一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理论上分析相当薄弱。

　　供给管理问题不可回避。美国人金融创新走过了头，引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在金融危机冲击全世界之后，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关键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供给管理措施，从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行注资、对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扭转市场预期，使得美国经济稳定下来并走向复苏局面。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蒸汽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都是供给侧的创新。生产力特征决定生产关系特征，如果从学理分析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生产劳动力、劳动供给都是供给体系结构划分内的命题，而生产关系更是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制度供给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关键供给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过去的“三驾马车”理论，在认识上有一定的贡献，就是把需求这个总量型管理问题开始结构化了，但是结构化逻辑要转移到供给侧，完成供给机制整个构建问题，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现实必须做校正还原，必须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怎么加重政府结构优化政策措施合理安排，实现经济增长体系下资源配置优化所要求的问题。

　　总体而言，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状态，必须在供给侧打通，处理好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互动。

　　在中国供给侧改革概念之下，除了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之外，还必须考虑如何引领“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后，三中四中五中一路走来，全面依法治国，体系化发展理念，通过系统工程实现解放生产力，所以基本核心理念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就是以改革为统领、以结构优化为着眼点。

　　供给侧改革将带来质量效益提升和经济增长。“中高速”到底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但是“十三五”期间保持6.5%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小康指标。另外，在底线突兀的时候一定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持增长后劲。

　　供给侧至少需要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土地类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前三项要素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反之，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两项要素的优势就更加突出。

　　因此，我国要以制度变革打开千千万万企业的创新大门，为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供给要素甚至要高于技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