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入手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编者按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去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2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本期刊发的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深入阐述，敬请关注。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

　　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鲜可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我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如果稍微展开一下，从人口和劳动力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资源方面看，我国土地制度应该承认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是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的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是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在科技人员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同步提升。在改革这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和改革是不到位的，我们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所有这些，都在呼唤实质性地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