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从上海到北京，李零的新书《我们的中国》见面会都吸引了众多学者、读者前来分享“地理的中国”。

在分享会上，李零说道，中国作为文明漩涡，既有“中”对周边的吸引，也有周边对“中”的征服，随着周边不断地加入，与“中”融为一体——“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考古学家们对早期中国的形成已有许多争鸣，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和发现，有二里岗“中国”、二里头“中国”、龙山“中国”、庙底沟“中国”之说，问题越追越远，背景的背后还有背景，似乎难有定论。李零认为，“中国”概念的形成，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终结了三代，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

中国太大，内外矛盾丛生，自古已然。如何认识中国，对西方人、东方人都是一个难题。西周封建，文武之治，寄托了儒家的理想政治，基础是宗法制。李零说，从西周盛世转为东周衰世，关键在于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必须有另外一套管法。秦取代周，秦始皇要树立三个方面的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制度大一统，秦朝很见成效，两千年来有目共睹；而学术和宗教方面的大一统要等到汉武帝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是接着秦始皇的事业来做。到王莽时，汉武帝确定的祭祀制度又被废除，官方宗教和百姓信仰完全分开，所以从东汉以来，中国的局面一直是：有国家的大一统，但没有宗教的大一统。这与西方正好相反。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也是几千年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与大一统相对应，中国的民众自古就最有反抗精神，敢于挑战各种天经地义，皇帝、鬼神、礼法等等，最终全都沦为失败者。没有殷周、秦汉之际的变革，现在的中国就不会是这个面貌。

《我们的中国》书中宏观的思考，基于大量具体的研究。占全书篇幅最大的，是李零去各地考察的笔记，或结合笔记所写的文章，像汾阴后土祠、雍州、滹沱河、中国的山川祭祀等。他曾应山东电视台之邀，重走孔子走过的地方，行程6000公里，寻访了24个县市，回来后写成6万余字的《大地上的〈论语〉》。他还曾多次深入考察晋东南的上党地区，特别在老家武乡县一带，察看当地的文物、碑刻、古建，写了《上党，我的天堂》《上党从来天下脊》等六篇文章。他走了很多路，回来就写成笔记和文章，还要读更多的书。一边读书、一边走路，《我们的中国》大致是这样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