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日记，但绝非为了窥探他人隐私，而是在岁月深处，咂摸一些耐人寻味的往事……

比如晚清小说家刘鹗，以写讽刺晚清官场丑态的《老残游记》著称于世。可他本人却曾以五万两银子和数十件字画行贿翁同龢。这在翁的日记中可读到：“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一向以“反腐作家”之态出现在历史书上的刘鹗，也有如此龌龊的“邪蒿”行径，读来令人感慨。

在日记中褒贬他人，言人是非，就是名人也不能免俗。如胡适一向以交游甚广，乐于助人，且以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著称于世。不过，翻阅其日记，也有其讥讽别人的事。如他在日记中对校友马寅初就颇有微词，甚至还揭其私生活的老底：“……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今有一妻一妾。”褒贬他之私生活，似非君子所为，但从中也可看出胡适的性情。这也正应了那句话：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

周作人一向对人和善，温文尔雅，不过他在日记中也有骂人的时候。比如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执掌北大，对在抗战期间任伪北大的人员一概不用。周作人自视为傅的师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盟友，于是致信傅斯年，以求“照顾”，结果被傅严词拒绝。周作人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见报傅斯年的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样的日记颇耐人寻味了，把傅之谈话与“驴鸣”同记，多有泄私愤之嫌，且骂人还不带脏字，其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如此看来，即使像知堂老人这样的谦谦君子，也不免透出一股小家子气。

日记就是一部私家史，正因出自私人之手，才更据历史的真实性。读一卷日记，就是在读一段人情世故，就是在追溯一段渐行渐远的往事；从中也可读出许多值得借鉴的人生经验。这正是“历史常隐‘历史’后，真相每藏‘日记’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