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时被迫辍学，上班后特别喜欢看书，只要看到新华书店来了新书，都要咬牙买上几本。尽管母亲那时对我买书很不满意，我还是坚持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书。母亲看到我买书大手大脚地花钱，她就来气儿，总是不满地说：“买那么多书放在家里做么事？吃不得喝不得的，用这钱为家里买点油盐该多好。”我家兄妹多，加上父母都在一个企业上班，企业不景气，全家日子过得清苦。好在父亲比较开通，总说：“老二喜欢看书是好事，随他吧。”

那时，我家房子小，我只能挤在小阁楼上小隔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外，唯一的资产就是书了。

1996年企业改制，厂里动员我们自谋出路。我想如果利用自己唯一的资产去摆书摊，或许能解决生存问题。朋友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并把自己手里的闲书拿出来“支援”我。于是，我央求父亲找木匠制作了一辆装书的小推车。那天，我一大早就把书摊“推”了出去。可是，看书的人不多，大约是这些书他们都看过了。的确，我的书多是“大路货”。到了下午，才挣了不到1元钱。我有些心灰意冷，就收摊回家了。

第一天摆书摊没挣到钱，父母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笑着安慰我。母亲说：“没想到你平时攒的书关键时候还能起作用，你要坚持摆下去的话家里就不愁油盐钱了。”母亲的话让我听着很舒服。

后来，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将书摊的位置摆在了小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北门十字路口。这里不仅人较多，而且紧靠县城中学。果然，那天中午放学，很多中学生便围了过来，抢着租书看，一下子就租出去十几本书。从那以后，我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除了中学的老师和学生租书外，也有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作人员来租书。那年月，租书很便宜，除了缴纳与书价对等的押金外，租金每天2毛钱，如果每天都能租出去10本书，就能挣2元钱，生意好的话比在企业上班的工资还高。

后来我一个姐夫在邮政局工作的朋友，从内部弄过来好多过期杂志叫我折价代卖，很多都是当时流行的文学刊物，比如《人民文学》《收获》等，很多中学老师都喜欢看，由于折价卖得便宜，卖出去好多本。我向他打听过期杂志的行情，他也不隐瞒，还告诉了我批发过期杂志的地方。于是，我先去他家里拿了一些过期杂志，又去新华书店购进了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书籍出租。就这样，我一边租书一边卖书，将租不出去的书再折价卖，又将新买来的书分类标上不同的出租价，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生意见好。

摆书摊除了能解决当时的生存之困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更充足的时间看书。生意闲的时候，我便在书摊上看自己想看的书。那时候除了读名著外，比较流行的文学刊物我几乎每期必读，还坚持做读书笔记，日积月累。我竟然在摆书摊时写了好几大本读书笔记，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摆书摊虽然很辛苦，但我却乐在其中。后来我离开小县城到北京谋生，凭一支禿笔在北京坚持着生存了下来。我想，如果没有当年在家乡“练书摊”的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