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我国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需以提升各方积极性、协同性、稳定性为抓手，在政策体系、系统协同、示范提升上不断创新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在新就业形态对稳就业保就业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重要作用的背景下，如何为新就业形态及其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好的公共就业服务，成为新发展阶段就业工作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为此，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宏观战略室课题组对此问题进行调研与分析，以助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顶层设计，政策引领

国家高度关注新就业形态的长远健康发展，出台多项关于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细化政策。目前，政策大概涵盖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公共就业服务范围中开辟灵活就业专区。2020年7月，国办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强调把包含新就业形态在内的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2021年9月，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公共招聘网开设零工信息（灵活就业）专区，组织开展招聘。

二是积极开展新就业形态技能提升项目试点。2020年4月，人社部印发开展新就业形态技能提升和就业促进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探寻适合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新模式，提升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质量。

三是以公共就业服务示范效应增强新就业形态稳定性。2022年4月，为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财政部和人社部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公共就业服务示范项目，以提升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经过严格评审，2022年、2023年分别有20个城市申请的示范项目获批，每个入选项目获得不超过1亿元的中央财政补助。

分析问题，应对挑战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针对新就业形态这一就业模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者间未能实现基于培训服务与需求的协同联动，从而制约了新就业形态的有序发展。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供给不足。一是主动服务意识不强。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接受服务与培训的问卷调查情况看，近七成未接受过公共就业服务，反映的主要原因是对相关政策不了解，侧面反映工作人员政策宣讲、主动服务意识有待加强。二是服务信息化相对滞后。数据显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服务的方式中，现场服务（94.9%）和电话咨询（92%）远多于微信服务（64.8%）和APP服务（42%），信息化服务手段使用不足，不能充分契合新业态工作性质。三是服务队伍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为聘用或劳务派遣人员，服务队伍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的需求。

其次，平台企业未能享受就业政策红利。一是服务延续性不足。一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未能做到持续服务，故而平台企业更愿选择与经营性就业服务机构合作。二是补贴申领条件受限。受限于工作性质和业务场景，线下集中开展技能培训的操作难度较大，给培训补贴申领带来障碍。三是政策受益者异位。个别平台企业将所得培训补贴均返给培训员工，同时还按时长补偿其参加培训的误工费，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出现偏差，影响平台企业参训意愿。

另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一是培训服务供需不匹配。调查数据显示，近五成受访者认为培训内容简单，基础类综合类居多，缺乏高阶的学习科目。二是培训时间有冲突。由于从业人员的工资为计件工资，劳动强度大，从业者不愿拿出时间参加培训。三是培训激励动力不足。以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例，大部分有半年以上配送经历的外卖骑手均能达到初级工或中级工等级，但实际获得证书的骑手占比较小，主要原因是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未与激励相匹配，导致骑手参加培训的内生动力不足。

认清差距，找准方向

我国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还需以国家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以提升三者的积极性、协同性、稳定性为抓手，在政策体系、系统协同、示范提升上不断创新完善。

第一，持续完善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政策体系。调整完善现有的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运行机制。

第二，持续推进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协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方共同构成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系统，任一子系统功能失效均会影响整体系统的有序运行。因此，需加强系统失效分析研判，促进三方子系统所构成的大系统实现组织协同。

第三，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示范效能。以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建设为契机，夯实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服务基础，结合新就业形态网络化、平台化、数字化特征，打造新就业形态智能智慧化公共就业服务品牌，为平台企业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全内容全过程全周期智慧公共就业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