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求决定资源价值。在当前的职场实践中，技能的“含金量”愈发提高，越来越多大学生热衷于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技术技能人才加持数字技能化身“数字工匠”“数字工程师”……数字经济赋予人才引领发展战略新内涵并深刻重塑着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科技加速迭代，大幅缩减技能半衰期，学科交叉、技能升级、岗位融合共同推动，使得传统人才队伍类别的边界日益模糊，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转型势在必行，全场域、无边界的教育体系呼之欲出——理论教学、技能训练与生产实践将不断趋于融合，需要打造长期教育与短期培训衔接、互促的复合教育模式。

当前，我国正处在数字化转型的高速发展阶段，顶层制度和配套举措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体系不断完善。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具有增速快、渗透性强、投入充分的先天优势，对高端人才吸纳能力极强。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主体，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不断加深，数字化转型在众多行业企业广泛落地生根，既拉动消费升级，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伴，人才与教育治理方式变革也正在加快推进。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伴随新科技而生，具有高活力、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科技创新是数字时代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其在带来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生态重构和组织变革的同时，推动了人才素质结构和教育范式的演进。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新型劳动者，其职业能力与传统劳动者相比，突出知行兼具、复合跨界、创新创造、自主学习，更加强调与个体态度和行为相关的“软技能”，如专注力、创新力、团队合作、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知识迁移能力等。

面对技能变革新形势，近年来，我国通过大力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对人才开发体系做出制度性调整，但人才供需两端仍存在亟待破解的深层问题。一是人才培养滞后。传统教育教学和评价标准的更新速度，滞后于科技进步和企业生产技术的迭代速度，产教人才供需两侧长期存在结构性错位。二是定位偏差。职业教育体系的校企合作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较为薄弱，部分院校片面追求“学历升格”而忽视“技能要素”，不利于保障教育资源有效供给和人才素质结构合理调整。三是衔接不畅。不同类型教育、培训与学习经历缺乏有效“等值互认”，特别是技能类与教育类资历序列存在衔接障碍，技能价值尚未在劳动者的待遇提升和职业发展中得到充分落实，不利于激发劳动者创新创造积极性和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建设无边界的全场域教育体系，是社会、企业、院校三个主要“教育场”的结合，也是知识技能与劳动实践的统一，应重点把握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主体融合，锚定人才需求，进一步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走向深入，集聚各类型院校、社会组织、企业、科研机构、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共同投入优势资源，打造兼具研发、教学、生产职能的育人载体。二是学用结合，赋予育人载体以理论课堂、研发中心、实训基地、生产现场等多重“角色”，全方位融合用人、育人体系，让个人在边学、边干、边思考的过程中成长成才。三是价值共享，全场域教育体系框架下，共享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和专家资源，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和培训服务的同时，共享院校的教学体系和企业的生产设施设备，集聚对接产科教资源创造市场价值，各方共担人才教育成本。四是跨界融合，全场域教育体系以分类分层的方式，贯通培育新型人才所必备的各类软、硬技能；以学科交叉、行业融合、区域协同的方式，弥补和调节传统学科门类局限性、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行业间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五是坚守人才成长基本规律，数智科技正在弱化或替代人类某些“低阶”智力活动，特定工作场景对劳动者相应的能力要求逐步降低，要强调人类高层次智慧活动阶次递进的基本发展规律，听说读写以及运算、记忆等基础能力仍十分重要，数智时代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了，应更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