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木扎提河北岸，有一片秀颀的白杨，在延绵苍凉的明屋达格山脚下，与克孜尔石窟相守相望。

这片白杨，笔直的干，笔直的枝，与土黄色的山体交相辉映，在孤独而漫长的岁月中，守护石窟，经历风雨。

与这抹绿色共同守护石窟的，还有这样一群无名的人——石窟壁画修复师。

他们将自己视作普通的文物工作者，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石窟壁画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化遗产“修复如初”的圣手。

他们之中，有扎根大漠数十年的老者，有跋涉西北几千公里的年轻人，他们与我们一样，生活在信息时代，体味着既姗姗来迟又蜂拥而至的现代文明。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在时间定格的方寸之间，连接数以千年的历史。

克孜尔石窟所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地处古丝路要冲，北倚天山、南邻塔里木盆地，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节点。其石窟艺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不仅客观展现了佛教文化东渐传播和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还见证了公元3至14世纪期间佛教在新疆地区传播的历史。

这片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石窟群，现存石窟349个，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日、德、英等国的探险队来华考察探险，使中国文物蒙受巨大灾难，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克孜尔石窟首当其冲。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让这些曾经辉煌的石窟壁画变得斑驳、褪色，甚至有些部分已经残缺不全。时光，似乎也在壁画上慢慢凝滞。

游人散尽后的克孜尔是安静冷清的，在这里听虫鸣，在这里等光来。夕阳的余晖为石窟所在的山体披上了一层金色纱幔，只有修复师在幽暗的洞窟中，三三两两，找寻着散落在时光里的故事。

修复

7月，克孜尔最高气温逼近40℃。夏季的高温使得用于修复石窟的材料更易干燥定型，因此，这是一年中最佳的修复时机。

早晨太阳出来没多久，戈壁滩上的温度直线攀升。37岁的修复师杨杰攀上十余级陡峭的台阶，来到一处洞窟，准备开展石窟的日常养护工作。作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所长，每年修复期，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石窟，开展去除失效历史加固、治理壁画局部病害等壁画修复工作。

克孜尔石窟历经千余年沧桑巨变，相对于自然因素，外国探险队的野蛮剥取才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致命一击。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篇，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本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这些外国探险队携带文物归国后，进行相关整理研究，出版考察报告及研究报告，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地区石窟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

探险队的劫掠行径，引起国内学者及爱国志士关注。1928年至1947年期间，先后有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韩乐然等团体和个人，对龟兹地区的石窟寺进行科学考察，开展临摹、拍照、进行洞窟编号等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克孜尔石窟保护、管理、研究加速推进，逐渐在艺术界及学术圈为人所知。

除尘、注胶、加固……在昏暗而静谧的石窟中，杨杰和修复师张文爱、汶攀峰、张小江、毛涵智等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修复工作。

“克孜尔石窟流失壁画复原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层面的‘复原’。”新疆龟兹研究院馆员赵莉介绍，一方面，是将流失壁画复原至母体洞窟原位的复原和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恢复壁画的原貌，纠正记录错误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壁画真实内涵与“表法”本质的“复原”，使得流失壁画回归原位，壁画内容辨析显真。

一些石窟壁画由于“年老多病”，颜料层可能会一片片翘起，逐渐变得酥软，就像酥团一样，甚至外界的震动过大都会掉落。汶攀峰拿着特制的清洁工具，轻柔地擦拭着壁画表面的灰尘和污垢。他的动作极其细腻，生怕损伤到这些艺术珍品的一丝一毫。随着灰尘的散去，壁画中的人物轮廓逐渐清晰。

午后，炽热的阳光让大漠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张小江再次走进石窟内，借着冷光灯的光线，开始修复壁画。他的动作细腻而谨慎，每个步骤都小心翼翼，“墙壁上现存的壁画，局部存在地仗层酥碱等病害，地仗酥松，需及时治理，一些壁画地仗层边缘跟岩体已经分离了，有脱落的隐患，也需要进行针对性保护处理”。

在角落里，团队中目前唯一的女修复师张文爱正对着放大镜，眉头微微蹙起，仔细观察壁画上细微的裂缝。随后，她拿起一支注射器，将特制的黏合剂缓缓注入裂缝中，如同在为一位受伤的病人进行精细的手术。

灯光从头顶洒下，照亮了斑驳的墙面。洞窟内搭起高高的脚手架，用凳子改造的工作台面上摆满了图纸和各种修复工具。汶攀峰说：“当亲手修复的壁画露出原貌，特别是在壁画中有意外的新发现时，会一连高兴好几天。”

扎根

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坐落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僻远之地，这里的修复师，基本是在年轻时来到大漠。他们之中，有人从数千公里外的云南远道而来，有人放弃了熟悉便捷的城市生活，有人则带着孩子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如同寻到沃土的种子，在石窟壁画这棵参天大树旁深深扎了根。

杨杰所在的研究所，设在克孜尔石窟所在的明屋达格山脚下。几排朴素的二层小楼，静静地坐落于坦荡如砥的大漠之中。所里的人们，有的是因为对艺术的追求，有的是被克孜尔石窟的神秘所吸引。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与石窟结下不解之缘。

投身于石窟保护工作，在杨杰看来，源自一次机缘巧合。十几年前，在他毕业之际，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到他所在的学校招人，而杨杰学的正是文物保护专业。于是，他与同是上下铺的同窗决定一起来到研究所工作。

“最开始，我是坐不住的。”在早期的学习阶段，杨杰很难适应这份需要“沉下心”的工作。受到所里经验丰富的修复老师们影响，他慢慢开始改变：“老师们坐在壁画跟前，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那种专注和安静的状态，让我大为触动。”

修复壁画，就像是另一种格物致知。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杨杰逐渐适应并爱上了这份工作，“可以一直学习新的知识，自己也上手做了一些修复工作。慢慢地发现，当真正投入其中时，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谈起自己选择工作的初衷，去年刚到所里的“00后”小伙毛涵智说：“小时候，我就对那些古老的物件充满了好奇，仿佛它们在向我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好奇逐渐转化为一种热爱，让我决定选择文物保护事业。”

对于同在研究所工作了十几年的苗利辉来说，初来这里时，简陋的设施和艰苦的周边环境让他着实有些吃惊。但是，当他踏入石窟的瞬间，仿佛穿越了时空，被眼前精美的壁画和神秘的氛围所震撼，壁画描绘着文明的起承转合，似乎在诉说一代代人的离合悲欢。

“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有很多歌舞场景，乐伎、舞伎经常会出现在画面里，说明当时歌舞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分量。”苗利辉对壁画内容如数家珍，“出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的乐器有20多种，包括各式的箜篌、琵琶、阮、鼓、铃、钹、笛、箫等，舞蹈多以飞天姿态呈现，重视体态的丰韵和线条的曼妙。”

从看到壁画的那一刻起，他们决定，用自己的一生守护这里。

寻志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一代学人的精神特点。对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修复师来说，其毕生所寻求和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志”。保护石窟文化，就是他们生活中“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那样东西。

回忆起第一次修复壁画的场景，修复师们往往都刻骨铭心。“那天，我特有信心，一心想要大展身手。师傅让我先在旁边看，可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上手了。结果，一天就修完了一整面墙！”让汶攀峰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天，师傅找我谈话，说我干得太快，不能那么急吼吼的，要更加细致和耐心。”

“静”，是修复壁画给人最深的印象，修复师们要入定般“沉住气”。克孜尔的大多数石窟，开凿于却勒塔格山深处。壁画修复师常常要远离城市喧嚣，日复一日地面对壁画，陪伴他们的只有寂寥的风声。

“修复一件文物需要清理、填补、加固、回贴、做旧等多道工序，耗时较长，必须静下心、坐得住。”张文爱觉得，“文物修复工作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坚持，耐得住寂寞才会乐在其中。”

“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晃好几个小时，也许只能修复硬币大小的壁画。”汶攀峰回忆道，自己有次修复一块带有金箔的壁画，这块壁画因为烟熏残损，上面的金箔已经看不清了，需要一点一点地修复。“修复这一块，前前后后花了20多天。修好后，感觉壁画里面的人好像活过来了。”

壁画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像是在跟当时的画师对话。苗利辉说，石窟壁画中记录着佛传、本生、因缘故事，也记录着当时人们的劳动、耕作、狩猎等场景，还有呈现当时自然风光、动物植物和歌舞表演艺术的画作，很多故事都传递了正向的理念，“比如，第14窟的壁画绘制了‘狮王舍身不失信’的故事，它表现的是狮王信守承诺保护小猕猴，面对鹫的侵害，愿意舍弃自己生命换来小猕猴的安全”。

从胆大到胆小，渐渐地，汶攀峰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胆子特别大。随着对工作的深入了解，越来越明白责任重大，反而变得胆小了，每一个动作都要深思熟虑。”

对于重点监护的洞窟，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查看。今年3月至4月，阿克苏地区地震频繁发生，震中大多集中在克孜尔。频繁的地震给石窟带来了一定损害，部分石窟出现了新的裂缝，这让杨杰和团队忧心忡忡。

4月10日，阿克苏地区遭遇5.6级地震。震后不到半小时，研究所保卫科、保护所等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就已冲到山上开始巡查。

一路上，大家仔细巡查石窟的每一个角落，检查是否有新的破损。他们轻踮着脚，生怕惊扰了这沉睡的历史，“每发现一处细微的裂痕，心头都会一紧，好像那是自己身体上的伤口”。

即便是石窟中一粒不起眼的沙石，也独自经历了千百年漫长岁月。在这方寸之间的壁画与悠久的历史长河对比中，修复师们慢慢有了一种对有限和无限的敬畏。“个人渺小而历史伟大，每一次修复，都是在延续历史的生命。”

日常

在研究所工作，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壁画修复本身的技术难题，还有野外修复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初来这里的时候，地域的偏远和不便，远远超出了毛涵智的预期。语言不通、信号缺失，这一切都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去年刚到克孜尔的时候，单位派了一位当地的师傅来接我。”他回忆道，“师傅说着一口带有浓厚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我一开始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走着走着，手机信号突然就没了，那种感觉真的很无助。”

油条、馍馍、馕，这常常是他们进山修复石窟时，一天的口粮。一些石窟位置偏僻，上山的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去更偏远的石窟，都像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汶攀峰感慨道，“我们要扛着数十公斤重的工具和设备，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由于修复工作的需要，一些石窟站点，需要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那里，多数没有自来水和厕所，洗澡要一个星期去城里一次，吃饭也得自己做，食材两三天采购一次，“有一次，我在一个没有信号的石窟站点工作了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仿佛与世隔绝。”张小江说。

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修复师们的身体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人患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张文爱从事这份工作已有15年。夏日的正午，阳光炙烤着大地，而在石窟中干活的她却穿着长袖。“无论外面有多热，但在石窟里坐上一会都会觉得凉，我患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现在我不但自己穿外套，还叮嘱同事也穿外套。”她说。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一到修复期，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在家人身边。杨杰的朋友圈和工作圈高度重合，“工作和生活基本上都围绕着同事们展开，一年到头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研究所里的那片白杨林，是修复师们和研究所工作人员亲手栽下的。碗口粗细的白杨，在大漠中倔强挺立。

每年开春，他们扛着树苗，拿着铁锹，在这里一起种树。张文爱回忆说：“那时候，大家至少要共同劳动一个礼拜，一起种树、施肥。”

至于自己究竟种了多少棵树，她笑着摇了摇头：“真的记不清了，只知道每一棵树，都有我们的向往和期待。”

赛跑

新科技的加入，为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修复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以往，研究人员或参观者需要不远万里来到当地，才能一睹壁画风采，如今，虚拟现实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为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了更多方向和模式。

对于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管理、数据应用四个步骤。其中数据采集作为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根基，尤为关键。

放眼望去，研究室内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壁画的高清图像，修复师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壁画进行分析和研究。借助无人机，全方位拍摄石窟得以实现，从而能获取更为准确的病害信息。3D打印技术的引进，则帮助修复师们制作出更加精准的修复模型。

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开展？一种观点是：历史留下它们是怎样的，或许，它们就该是怎样的。

在壁画修复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是重中之重。杨杰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尽量少干预。比如，在需要加固的时候，选用无色、易渗透加固效果好的加固剂，确保加固渗透后，表面不会形成膜或产生眩光”。

新学科的融入也为保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范畴，而是涵盖了化学、材料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毛涵智举例，化学知识有助于分析文物的材质和化学成分，材料学则为选择合适的保护材料提供依据，而生物学在处理与生物相关的病害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修复壁画，归根结底也是探寻真相，追溯它们的本质。”对于工作的特点，杨杰有自己的认知，“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发散思维和想象空间，而是更注重从本质上去理解壁画的制作工艺和材料，以便更好地进行保护和修复。”

修复师们在工作中见证了石窟壁画的变化和修复成就。杨杰感慨地说：“研究所管辖着 9处石窟，壁画面积近 8000平方米，分布较为分散。十多年来，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安全隐患得到了解决，壁画也都得到了有效保护。这是最值得欣慰和高兴的事情。”

卓越的修复师，往往工作时不动如山，沉静似水，追求无名无我。壁画上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在方寸之间，实现着与自己和文物的一次次对话，探寻历史真相，接续文明脉络，将有限的自我融于无限的时空之中。

克孜尔石窟脚下，挺拔粗壮的白杨向上生长。它的枝干犹如岁月的褶皱，记录着悠悠时光。微风吹过，白杨林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石窟的千年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