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热词。有人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表明我们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转向供给学派的主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根子在于有些人习惯于照搬套用别人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的实践、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勇气也不善于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

　　显然，我国以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属于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但投资可以是组织工人挖沟再填上这样的无效投资。而我国前些年的扩大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等，既有利于当期扩大需求，又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这已经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因为我国作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投资远未饱和。现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明显不同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从供给角度分析经济、稳定经济，主张减税，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产业政策。这与我们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政策要准”根本不同。还应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依然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这也与“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学派”不搭界。

　　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而不是对别人理论、做法的模仿翻新。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误读中央决策部署，就会误导社会公众，造成不良后果。这表明，立足自己的实践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多么重要。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国情使然。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搞建设、搞改革、搞发展，照搬任何人的理论、模式、经验都是行不通的，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作出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概括。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问题倒逼。今天，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发展变化之快远超以往。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大潮奔涌向前；从国内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齐头并进。应对这种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解决全新的经济社会问题，老理论不管用，别人的理论不适用，必须作出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概括。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时代呼唤。当今时代，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技术信息每两年增加一倍，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学的知识到三年级就有一半会过时。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云计算……这些新技术新发明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但仍有专家认为，20年后最伟大的产品现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快速更替的年代，只有不断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才能赶上时代、走向未来。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并非闭门造车、另起炉灶，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新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作出时代化、本土化解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创新就包含前人探索的成果，但同时，它又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性理论概括、前瞻性政策安排。它找准了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病根，即产能过剩严重，存在大量无效供给，而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着有效供给的资源；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即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优胜劣汰、市场出清，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