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超越了仇恨，同情心战胜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偏见，关怀升格为普遍的伦理实践。

　　在自媒体时代，一个新民俗业已悄然生成：个体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常常触动公众的神经，引发迅速扩展的关注浪潮。通过转发和评论各种信息，博爱精神辐射到四面八方，形成了温馨的公共氛围。

　　不过，此类新习俗的扩张也引发了质疑之声：它是否暴露了一种新的从众心理？不假思索地对陌生人表示同情，这是不是折射出被精心伪装的伪善？每到名家辞世的时候，上述立场的对峙便会分外激烈。随着公众的纪念仪式扩展为宏大的社会现象，质疑之音则会升格为尖锐的讽刺：你悼念杨绛，却从未看过她的作品，你怀念陈忠实，但根本没看过《白鹿原》；追思梅葆玖，却从不欣赏京剧；转发黄专的文章，又不关心他说了什么，这岂不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你敢说自己真诚吗？

　　坦率地说，此类质疑并非全无道理，但终究散发出浓郁的陈腐之气：没看过某人的作品和表演，就真的没有资格怀念他们了吗？难道怀念也变成了技术活，必须实行准入制？莫非要先搞个选拔赛，再决定谁有资格悼念他人？不需要太多的论证，此类论点的荒谬性就已暴露无遗。

　　略懂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怀念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你可能不懂得某人的事业，但这并不妨碍你怀念他（她）。只要你把一个人看作同类，就会对其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就会为他（她）的痛苦和死亡感到悲伤。至于这个人是杨绛、梅葆玖、陈忠实，还是平头百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是否拥有共同的情感。1980年4月，法国哲学家萨特去世，50万巴黎市民自发走上街头，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没啃过他长达500多页的《存在与虚无》，能说他们伪善吗？现在，杨绛、梅葆玖、陈忠实走了，人们自发参加网络上的怀念仪式，又有谁是真正的“心机婊”？事实上，仅以名人为例，并不能公平地评价这种新习俗：即使被关注的对象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表达同情的信息也会不胫而走，展示人文关怀的力量。譬如，一个被病魔折磨的普通患者会迅速成为十几亿人关注的中心。人们转发微信和微博，祈祷、祝愿、呼吁，迅速编织出辽阔的情感网络。无论结果如何，这个现象都令人欣慰。

　　在当下各种关爱仪式的背后，类意识是真正的导演。随着无数个体借助新媒体展示自己，我们随时都在与同类相遇。在他们身上，网民们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喜怒哀乐变成了公共感受。当我们为陌生人的离去感到悲伤时，当我们为受伤的陌生女孩祈祷之际，家族、地域、文化、等级的界限被打破了，剩下的是人类的成员。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人类的痛苦，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人类的损失。珍视他们就是珍视我们自己。此刻，关怀的对象是人，是我们所属的类，是所有值得珍视的生命。这是一种互反性的移情运动。它的持续培育了新的民间情怀：这就是博爱。

　　对于曾经长期以家族为本位的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变化。可以说，它折射出精神层面的集体升华：爱超越了仇恨，同情心战胜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偏见，关怀升格为普遍的伦理实践。当它形成新的风俗时，“媚俗”又有什么不好？让我们为这种新民俗点赞。（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