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为期四天的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圆满落下了帷幕。“尼山论坛”作为一个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重大影响的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在坚持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本色的同时，更始终坚持学术性的特色，意在催生关乎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新思想、新理论。在第三届尼山论坛举行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凸显学术性的三场“明湖高端对话”、两场“大会主题讲演”和八个“圆桌对话”会议是其重心所在。围绕“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这个主题，本届论坛展开了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儒家与犹太教的对话、儒家与印度文化的对话、儒家与巴哈伊教的对话，取得了丰硕的思想学术成果。

　　全球性危机中的人类共同伦理关切

　　本届尼山论坛的最大思想学术成果，应是提出了“人类共同伦理”（human common ethic）新概念、新理念。与会思想家、哲学家、宗教领袖和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人类共同伦理的内涵与本质，仔细分辨了“人类共同伦理”与“全球伦理”（global ethic）概念的区别，详尽讨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共同伦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特别是深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建构人类共同伦理的重大意义。

　　许嘉璐先生在首场大会演讲中率先发表的重要讲话《危机、期盼、伦理、责任：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为本届论坛奠定了基调。他认为，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所有人都将是危机的牺牲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应该引起不同信仰对伦理重建这一最紧迫、最核心、最易取得共识的问题的重视，形成一个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寻求不同信仰下的伦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不同信仰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寻找共性，消除隔阂和误解。研究人类危机的种种问题，需重新思考如何解开人类关于终极关怀的困惑。面对在危机中寻找人类出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问题，世界的规范就变得愈发必要。世界的规范，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原始和终极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心关系、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使种族得以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的宿命。今后我们可否聚焦于如何建构人类共同新伦理进行对话？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新伦理包含的内容和标志性概念是什么？进而再逐步深入解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进步”“发达”和一个个体、家庭和族群安全、“幸福”的内容、标准和指数应该是怎样的？在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巨大的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食品危机、人口膨胀、国际恐怖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消费方面的浪费、能源缺乏等等。首先，这些问题是国际性的，为全人类所共同面对，比如疾病就不会分美国人或中国人；其次，这些问题是一体化的，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解决所有的问题。严格来说，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困境”而不仅仅是“问题”。“问题”可以得到当下的解决，而“困境”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必须改变我们自己，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所幸的是我们拥有足够的文化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全人类应采取“无限游戏”的态度。在“有限游戏”里有赢家，有输家；然而在“无限游戏”里，却没有胜者或者输者，双方要么一起胜，要么一起输。这意味着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要加强我们的联系、关系，从优先考虑个体转变到优先考虑整体性、联系性、关系性，以便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而儒家思想正好拥有这方面的独特资源，可以为解决这些困境提供启示：“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另一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

　　美国世界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纪元结束的时候了，这个纪元是从14世纪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的。工业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的重心。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而开启了寡头帝国时代。然而这种一国独尊的情况正逐渐受到一个有活力的、崛起的欧亚经济体的挑战。这种挑战将为世界秩序的多极化调整带来一个新的机会。人类可以一个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创造未来。恩道尔先生对于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充满信心，因为他坚信，我们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过一种和平、和谐和体面的生活。对此，世界人民之间并不缺乏共性：大家都希望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丽的世界。而改善这个世界的有效力量是爱。对于爱来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我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希望能够在不同中寻找更多的共同伦理，尤其是创造出这样一种伦理方面的和谐。

　　人类共同伦理之必要与可能

　　法国希拉里基金会秘书长瓦莱丽·戴哈诺娃（Valérie Terranova）指出，当前的世界困难重重，环境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种族冲突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说，这种自然危机和文化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以往我们大多依靠资源、科技进步来解决危机，维持生存，然而这绝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从文化上回顾和反思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新考虑整个人类的经济、自然环境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求根本的、可持续的解决之道。但是，仅仅通过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承。这是人类长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因而在未来我们必须通过开展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而形成合力来确保我们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更加团结、更加有凝聚力的世界，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我们之间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仰等等。

　　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院长、山东大学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叶小文强调，当前人类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以市场经济发展为主要方式来促进现代化，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在精神世界缺少关照，导致欲望吞噬理想，多变动摇信念。解决道德危机问题，我们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和践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孔夫子的后人，我们要为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人类道德危机，为建设不同信仰的共同伦理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试图寻找人类共同伦理的人性基础，由此来描绘一幅人类生活图景。人的本性既不是单纯利他的，也不是单纯利己的，而应该是一种“中立动机”。有关人类道德发展的心理学著作表明，儿童天生就具有“感情移入”的能力。因此，不论我们曾经历过什么，但最终我们还是会认为自身之外的其他人或其他东西非常重要。因此，无论是整体的人类生活还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可避免地包含并表现出一种本质欲望：将自身向着自身之外的东西或实体进行延伸，并将这些东西包含到我们生活之中。在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中，这种“延伸性包含”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特征。非利己的“延伸性包含”将情感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对整体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描述，比弗洛伊德和霍布斯的悲观主义更加乐观，同时比感伤主义者的观点更加悲观或者说没有那么乐观。这种描述既不支持荀子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也不认同孟子对人类本性的乐观态度。它不倾向于任何一方。而这一立场与孔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谋而合。这种对“延伸性包含”以及它视之为生活中心的情感所作的论述，意在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理解视角从某些西方理论（例如柏拉图和康德的学说）转向许多中国的古代经典所表达的观点。

　　美国波士顿大学犹太哲学教授史蒂文·卡兹（Steven T. Katz）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是否存在共同的人类伦理，或者说跨文化的道德准则在面对文化多样性时是否有其依据？通过逻辑、形而上学以及实证的研究，他认为基于理性和证据，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其一，人类在本质上，不一定是道德虚无主义者或“道德怪物”；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的男女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对话，是有可能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晨阳指出，价值观并不是人们获得的特定所有物，而是支持人们追求到这些所有物的原因。一般说来，不同文化间的人类基本价值是相似的。在今天的世界，文化间的道德分歧经常是有关“核心价值”的，即最重要的价值，而非价值本身。因为社会和文化处于变化之中，而且价值的文化组合配置也会发生变化，存在有跨社会及文化的不同核心价值组合配置。跨文化道德分歧通常是由于不同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的优先性存在差异而造成的。

　　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

　　清华大学教授田薇以基督教的神爱观念为对照，探讨了儒家仁爱的普遍性与次第性。他认为，无论是本质上还是在操作层面上，儒家仁爱都不缺乏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而仁爱的次第之序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儒家仁爱既包含着仁爱是什么的本质看法，也包含着怎样体现仁爱的方式和路径的理解。儒家仁爱兼具人文性与宗教性，与基督教的神爱并非隔绝。但儒家仁爱与基督教神爱具有明显差异。神爱突显神性，以爱神为根基，由爱神到爱人，从而实现普遍的神爱；而仁爱突显人性，以爱人为轴心，由亲及疏、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最终确立的是普遍仁爱。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黄保罗（Paulos Huang）通过儒家与基督教中的饶恕概念，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分别论述了儒学中的饶恕、基督教中的饶恕、儒学与基督教中与饶恕相关的“赦免”以及儒家文化圈里面对宽恕的挑战与问题。他认为，儒家传统中对罪的饶恕没有成为主流元素。如何借鉴基督教的“宽恕”与“悔改”概念而使之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念，以至于可以在儒家文化圈里达到和解，将是美好的理想。

　　山东大学教授谢文郁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与儒家对于德性的不同叙述，他说：“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界定为‘习惯的养成’，并认为‘道德意义上的德性并非来自自己的本性’。对于儒家来说，德性之养成乃是礼教的结果，而且是在修身养性中来自天命之性。”比较基督教和儒家关于道德问题的处理，可以帮助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