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举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每届均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选举产生36名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来重视吸收香港同胞参加，除特邀香港人士界别外，其他一些界别也吸收香港社会代表性人士。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香港人士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124人，其他16个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82人。

　　——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香港回归前，英国委派总督在香港实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使之成为法定目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推动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制循序渐进向前发展。

　　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800人增至1200人。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四大界别人士按相同比例组成，体现了均衡参与，具有广泛代表性。

　　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1998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立法会包括20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10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0年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立法会包括24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6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4年选举产生的第三届立法会和2008年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立法会，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0名。2012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时，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至70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5名，其中新增加的5个功能团体选举议席由区议会议员提名、并经全港原来没有功能团体选举权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设定普选时间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设定了时间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启动了实现普选的有关程序。

　　——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整体经济保持增长。1997年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7位。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

　　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7.2%。香港还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及科技、检测认证、环保等产业。

　　营商环境保持良好。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在世界银行对全球185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

　　——各项社会事业迈上新台阶。教育事业在亚太地区保持领先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持续加大对教育投入，2014-2015财政年度教育总支出预算为753.7亿港元，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2008-2009学年开始在公营学校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名；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名列第43位。在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2012年全球测试中，香港继续名列前茅。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进步。2014-2015财政年度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预算支出524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的17%。香港居民可平等享受价格低廉的公立医院服务。截至2012年底，香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病床3.55万张。香港婴儿死亡率由1997年的4‰下降至2013年的1.6‰，是全球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13年香港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0.9岁及86.6岁，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方之一。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香港中外文化荟萃，特别行政区政府鼓励文化艺术多元发展，促进相互交流。香港已有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长洲太平清醮等4个独有项目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港2008年协办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项目，2009年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帆板、乒乓球、自行车、武术等项目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世锦赛、亚锦赛等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

　　社会保障逐步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总额由1997-1998财政年度的204亿港元增长到2014-2015财政年度预算的619亿港元，增长了2.03倍。香港已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体系。社会服务机构共有400多家，注册社工从1998年底的8300名发展到目前的1.8万多名。特别行政区政府还积极推动公共房屋建设，协助基层市民入住公共房屋，资助市民自置居所。香港约有一半市民居住在政府提供或资助的房屋，其中超过200万人租住公共房屋，100多万人居住在政府资助的自置房屋。

　　——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对外联系更加广泛。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避免双重征税、促进和保护投资、刑事司法协助等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伦敦、东京、纽约、柏林等11个地方设立了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欧盟委员会等6个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代表机构。

　　杰出专业人士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位。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女士2006年11月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于2012年5月成功连任，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政府间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香港天文台台长岑智明先生2010年2月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

　　四、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

　　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一）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对风险和挑战

　　——支持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港元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狙击，香港金融市场动荡，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遭受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金融和社会的稳定。

　　——支持香港抗击非典。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肆虐香港，不仅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而且使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失业率上升至8.7%。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在内地同样急需抗疫医药物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国家领导人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当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随后又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政策。这些都为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

　　——支持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受到的影响，当年12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14项政策措施。2009年1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对提振港人信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