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第一次读到这本杰作开始，30多年后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本名著

　　巫宁坤对英美文学的喜爱是从西南联大开始的，西南联大汇集了全国顶尖的学者，其中“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是学校里最有趣的老师，他把《欧洲文学史》这门课讲得非常生动，许多学生听不懂吴先生一口“陕西英语”，但巫宁坤却听得津津有味，也因此埋下了他从事翻译工作的种子。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51年，巫宁坤从芝加哥大学回国时，行李中带的最多的是外文专业书，其中有一本书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小说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这部小说能与国内读者见面，离不开巫宁坤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时，许多大学从战火中幸存下来，一些图书教学资料奇缺，巫宁坤从美国带回来的书成了珍贵的资料，可是，没想到这也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物证”，尤其是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是成为他“腐蚀中国青年”的“罪证”，巫宁坤因此受到批判，要他烧掉或者扔掉这本书，“可是，我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这本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是办不到。”巫宁坤多次检讨自然难以过关，于是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

　　幸好这本世界名著没有被烧掉，这才有了后来的巫宁坤中译本。1980年夏，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世界文学》找到他，约他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巫宁坤答应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从他第一次读到这本杰作开始，30多年后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本名著。

　　这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好像冥冥之中与巫宁坤有着难解的缘分。有一次一位明星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巫宁坤自己的经历更是神奇，他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巫宁坤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巫宁坤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巫宁坤一跳，那个人指着一个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巫宁坤跑过去一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3 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

　　1951年回国后，巫宁坤除了在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外，同时还将许多精力用在翻译上。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巫宁坤被邀请去做翻译，当时翻译人才少，巫宁坤的专业正好派上用场。后来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他又被请去做翻译，而且还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就在其中。巫宁坤也因此与当时最优秀的翻译家一起工作，“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这些可都是后来响当当的翻译大家。

　　回国之后，巴金和萧珊推荐巫宁坤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巫宁坤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眩》，德莱塞虽然以长篇小说闻名，可巫宁坤觉得他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巫宁坤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他曾经说：“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袁可嘉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巫宁坤翻译狄伦·托马斯的诗。作为现代派诗人，托马斯的诗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巫宁坤感同身受，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给汉语文学带来新的东西，就像楚辞一样哀而不伤。巫宁坤的翻译更是另外一种融合情感与生命的创作。

　　巫宁坤有着老一辈留学知识分子的谦卑，当有人称赞他的翻译作品时，他表示，自己实在不成气候，千万不要称他为翻译家，有人把他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以事无成两鬓霜’。”

　　时间有时又是公平的，99岁，就是为了让巫宁坤给这个世界多留下一些温暖的作品。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