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方文化特质在成功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虞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泰两国均迅速出台了一系列严格防疫措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取得显著成果。截止到今天（编者注：对话当日），泰国已经连续60天无新冠肺炎本土感染病例，而中国也有324个城市实现现有确诊“清零”。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超过2300万例，有75个国家确诊病例过万。中泰两国取得抗疫成果既是因为两国政府举措及时有力，也要感谢两国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和民众的密切配合。尼提教授是泰国顶尖医学专家，前不久被巴育总理任命为总理抗击疫情特别顾问，您能否介绍一下泰国成功抗疫的经验？

　　尼提·玛哈暖　　泰国总理抗疫特别顾问，朱拉蓬公主医学院秘书长、教授。

　　颂邦·沙宛邦　　泰国前驻外大使，泰国兰实大学外交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虞群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朱锋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尼提·玛哈暖：如果总结泰国成功抗疫的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全国上下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对于世界而言，是一次“突袭”，大家毫无准备，只能仓促应战。早在二三月份，当时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西方国家大多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甚至有些轻视，认为随着气温升高病毒会自行消失。尽管泰国医学界知名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医学理论，但是这次我们没有墨守成规、盲从西方理论，而是审时度势，从3月份开始就采取多种措施开展防疫，包括启动“国家紧急状态”。而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只要发现疑似病例，我们一定要求住院治疗。二是医务团队倾情付出。近年来，泰国医疗服务逐步获得全球认可，医疗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医疗团队通过不断摸索，总结出一套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多名病患转危为安。而且，我们还编撰了新冠肺炎医疗手册，发放给全国医护人员，尽可能做到治疗过程“标准化作业”。三是公共卫生志愿者体系完善。泰国拥有遍布城乡的公共卫生志愿者网络，他们深入乡村社区开展防疫宣传，协助政府部门对疑似病患进行排查和隔离，以至于有多位志愿者在抗疫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卓有成效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总体防控工作。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不仅中国和泰国，处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在疫情防控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特质在成功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我们推崇集体主义，而非利己主义，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这从中泰两国民众在“封城”之后的表现便可看出，大家非常遵守纪律，不轻易出门，即便外出也一定会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这与西方一些重灾区国家民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颂邦·沙宛邦：我非常认同尼提教授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价值观在全球盛行，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奉行自由至上。个人主义曾经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当国家和民众面对危机之时，个人主义的弊端便显露无遗。他们崇尚绝对自由，明确反对政府干涉个人利益需要，即使这种干涉的目的是维护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利益。相较之下，东亚诸国，无论是像泰国这样的佛教国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基础的中国，其国民在危机下的表现更值得肯定。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中国大批医护人员在疫情最为关键的时刻奔赴武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非常令人感动。泰国也是如此。疫情令很多民众失去经济来源，温饱都成问题。许多社会机构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举行募捐，为穷苦民众提供膳食。当疫情暴发后，我所供职的兰实大学校方组织员工募捐，自发募捐者不可胜数，校方将善款用于开设“救济所”，免费向民众分发盒饭，每天有数千人排队领取。还有很多此前沿街化缘接受民众布施的僧侣，这次却拿出饭食、细碎零钱分发给曾经施舍他们的民众。正是东亚诸国民众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情怀，以及舍我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或者说东方文化特质，帮助大家坚定信心，共渡难关。

　　虞群：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为儒家文化，具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提倡“仁民爱物”“推己及人”。作为熔铸泰国人民风骨的佛教文化，提倡救人济世、慈悲为怀、众生平等。所以中泰两国政府视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与西方个别国家政府漠视人民生命、放任疫情肆虐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而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舍生取义”，佛教思想中的“慈航普度”，超越了狭隘的私利。这次抗疫中，中泰两国人民接受并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医护人员置生死于度外，做疫情中的“逆行者”，都体现了这些东方文化要义。

　　朱锋：从3月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等地出现暴发高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刚刚开始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时，其对疫情的严峻态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可能是亚洲人才会得的。例如，疫情在英国出现后，英国政府在前3周一直在犹豫究竟是实施放任自流的“群体免疫”，还是实施严格的隔离、甚至封城政策。美国政府更自以为是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大号流感”，美国人“抗一抗”就能抗过去了。美国和巴西的空中客流一直到5月末才受到限制，美国和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到4月中旬才开始封闭。疫情暴发到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和人道主义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和科学、个人行为选择和科学之间的对决。

　　截至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病例最多的是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缺乏像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那样的抗疫决心，对于科学家们的抗疫建议总是无法严格执行，甚至部分封城和隔离之后，为了政情又急于开放和松缓。而一些民众在个人行为上的顽固“个人主义”偏好，缺乏亚洲文化中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至上的个人内敛，也使得戴口罩、减少社会性聚集、自觉接受政府的抗疫指令等方面，常常大打折扣。这次抗疫，中国和泰国的政情和民情，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抗疫斗争中“政治与科学之间”应该建立的合理关系。这也是中泰两国都能取得阶段性抗疫成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