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位百岁老人写电子邮件，会有什么反馈？

　　回件干脆利落：“感谢你还记得我。我身体在我的年龄段中应该算健康。生活自理，汽车接送按时上班（上午半天）。近半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院里照顾，把我的常规工作简化，现在每周三上午去一次医院……”

　　他就是张金哲，中国小儿外科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一个获得过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丹尼斯·布朗”金奖的医者。今年9月25日，是他的百岁寿诞。

　　8月26日是个周三，在北京儿童医院他的办公室，笔者又见到了这位不可思议的百岁医。只见他皮鞋光洁，咖啡色竖条拉链外衣雅致合体，走路不用搀扶，思维、语速均无老态。但是他笑言自己退步了，“‘十六字符瞬时记忆’标准，我自测也就剩六字符了。但我一直坚持锻炼，每天晚饭后在室内自行车上骑行5公里”，他伸出一个手掌，笑容明媚。

　　办公室墙上，挂着2019年患者送的一面锦旗。

　　他果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100岁还能工作、会生活的传奇。

　　张金哲，1920年9月25日生，天津人。我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担任住院医师及总住院医师；1949年后历任外科主治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1950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小儿外科专业；1955年调入新建北京儿童医院。首先发现了当时死亡率最高的新生儿皮下感染，并命名为“婴儿皮下坏疽”，使该病得到有效控制；50至80年代在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的诊断、治疗，及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手术设计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和贡献。

　　乱世新世 两次抉择

　　张金哲考大学是在国难当头的1937年，他被迫从河北省立一中转入天津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备考，这期间，他经历了轰炸、校长赵天麟上班路上被枪杀等各种血腥事件，郁积了一腔愤懑。

　　京津两地当时只有燕京、辅仁及天津工商三所西方国家承办的大学还在招生。他分别报考了这三所大学的医学、美术、建筑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在燕大的国文考场上，张金哲引经据典，挥笔写下《良医良相》一文，表达了一个17岁的青年乱世之中思报国，“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向和意愿。

　　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张金哲，他选择读燕京大学的“特别生物系”学医。那是协和医学院委托办的预科。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择。

　　经过严苛的淘汰，三年后，入学时71人的班级，只有张金哲等16个优秀生升入协和医学院。

　　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爱国、抗日的民族气节滋长的过程。在协和医学院刚读满两个学期时，张金哲拒绝日本人的转校安排，毅然南下，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次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本人接管，张金哲愤而转考上海医学院，在颠沛和转插班中完成学业。

　　抗战胜利后不久，认定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张金哲成为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的实习医师，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在不长的时间内晋升为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

　　1948年前后，多地医院的产科病房遭遇了可怕的“皮下坏疽”风暴，就是新生儿极易发生的急性皮下组织细菌感染化脓，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是可怕的100%。眼睁睁看着娇嫩的新生儿一病房一病房地死去，已是住院总医师的张金哲焦虑万分。他觉得如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能救人于水火。虽然这个想法在患儿尸体上实验证实可行，但在“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传统医学禁忌面前，中西医老师们均不支持手术治疗。

　　万没料想，此时张金哲刚出生的女儿也不幸被传染上皮下坏疽。甚至来不及和妻子商量，他冷静而果断地拿起了手术刀——自己的女儿总可以试吧？不做手术就是放弃女儿的生命，这样做了，至少有了第一例实验样本。结果，女儿得救了！消息不胫而走，手术治疗很快得到推广，成千上万的皮下坏疽患儿因此重生。在张金哲的收容记录中，皮下坏疽死亡率迅速下降到5%。

　　28岁，已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张金哲却心有不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隆隆炮声中，他在思考该怎样以一个医者的良心和使命参与建设新中国。长期受“耀华”“燕京”“协和”等西式教育熏陶的张金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中逐渐完成思想洗礼。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金哲作为手术队队长，两次赴朝，立了两次大功。特别是部队缴获了大量美国的麻醉机和气管插管，前方急需却无人会用，张金哲就地自编讲义，开办麻醉培训班，以精湛的专业优势培养了第一代部队麻醉师。他那些讲义经改编，成为我国最早的麻醉学专著《实用麻醉学》。

　　学医的人都知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一说。但是有了那次“拿自己女儿开刀”的经历后，张金哲认真地把目光转向了一片荒漠的小儿外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世界”里，张金哲在中国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的支持举荐下，决定接受挑战——创建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完成了人生又一个重要抉择。

　　从选择学医，到确定主攻方向，国家和民族在他心里的分量举足轻重。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