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应立足现实
记者:从党校、规划办,再到社科院、社科联,虽然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但您一直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一直在坚持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张颢瀚: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对国家、对江苏、对民生、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既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责任感的支撑,更是研究工作的动力,当然也会成为研究的兴趣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进程,更需要中国的学者进行针对性的、前瞻性的、实践性的研究和创新。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特别注重深入和追踪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前期阶段更多地关注国家具有宏观性的经济问题和体制问题。为了准确深入把握国家经济深层的问题和体制中的问题,每年都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向一线的厂长、经理、会计师、经济师请教,到基层经济管理部门进行调研访谈。这是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修课。离开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层认识,就没有发言权,理论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深入调查中,在前期阶段我提出了不少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有价值的建议。在后一阶段的研究中,由于工作单位的变化,更多的是为江苏的发展服务,因此,更多地研究江苏和长三角区域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多方面地深入了解和认识江苏和长三角的实践问题,由此对江苏的发展和决策、对长三角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一系列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走在全国发展前列,江苏社科工作者也要在全国率先直面这些问题,率先阐释这些问题,为国家提供率先性的决策参考,助力江苏率先发展、引领发展。
记者:1997年,您在省规划办工作期间,就曾与上海、浙江规划办联系,牵头组织召开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研讨会,并建立了相关协调机制。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您有何建议?
张颢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长三角是中国也是全球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建设世界级的长三角都市圈,重要的是建设好长三角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并且由制造业基地转型提升为“智造业”基地。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与提升影响我国产业的转型与提升,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体系,则决定长三角制造业能否转型提升为“智造业”。长三角要在整体上统筹规划产业的重点创新方向与城市的分工体系,从竞争走向协同,这是今后需要突破的重点。具体来说,要联合出台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和利益分配的政策,共同培育国际创新品牌。对重要前沿产业,根据研发、孵化、转化与产业化的关联,建立合作创新区,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的综合性项目,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真正成为国家的创新引擎。
都市圈一体化,一般先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到产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再到科技的一体化与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推动区域在关键领域实现一体化,关键是改革体制完善机制,画出共同认可的最大“同心圆”,找出互利共赢最大“公约数”,形成一体化的共同动力。这也是长三角需要率先示范的重点。
记者:听说您在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同时,还对文学、书法等有研究?
张颢瀚:多学科的研究与著述,也是我求学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编写200余万字的中国《古诗词赋观止》就是如此。编写这部著作源于祖父对我的长期教育而引发的对诗词的爱好。1986年,我下决心开始筹备,用了整整3年时间,系统学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诗史、中国古赋等一批经典著作。在此之后,又系统学习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各类选编与诠释本,这是一个难得的、迫使自己学习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开始起草写作方案,拟定写作思路、写作框架、写作篇章结构等等,并遍求著名文学大家给予指导。我个人认为,中国诗词的发展不能僵化,要保持文化向上发展的根本源泉,助力其更加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