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颢瀚（曾用名张增芳），江苏沛县人，195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1982年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做教师。1996年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2000年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0年任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先后发表经济学、哲学、文学、管理学及自然科学论文51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等30多部。个人完成与主持完成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科技部“863”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省规划重点课题等50余项。主要从事区域经济、都市圈、城市经济、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有40余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学术界全国性一、二等奖3项，优秀奖多项。

　　童年埋下了一生的志趣

　　记者：您出身教师世家，这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颢瀚：我出生在徐州沛县微山湖西岸的农村，京杭大运河从村东边不远处南北流过，我的学习经历就从那里开始。

　　我的祖父、父亲都教书，后来我的姐姐、我和我的弟弟都做了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会说话不久，祖父就开始教我识字。两岁时，我个子矮，祖父就在堂屋里插屏椅的椅面上，用粉笔写字、教字，后来教诗歌和儿歌。祖父用诗歌和故事，培养了我好学的兴趣与人生的志趣。祖父给我传递的家国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一生的学习与工作追求。

　　记者：在您上学之后，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颢瀚：初中阶段，我阅读了一生中影响最长远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程》，是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记得是黄色封面，主要是资本论的相关内容。从这本书中，我不仅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产生了求知经济学的兴趣，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本书层次清晰、观点明确、系统严谨，并且每章之后都有简短的结论。这种印记一直影响着我的理论研究。

　　另一本是1967年读的《第一个春天》。作者把白果树底村的环境与青年人的故事营造与刻画得很吸引人，所以我看得很投入很认真，印象深刻。后来写作文，写人、写事、写景，常常想到《第一个春天》。

　　记者：您是“文革”后参加的高考，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颢瀚：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我所在高中的班上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大学，特别是与弟弟同时考上大学，在家乡成了我们全村的骄傲。要去上大学时，是祖父给我送的行。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多讲家里的事情，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好珍惜机遇，好好修身治学，将来要为国家做贡献。在来南京的火车上，细细思考祖父与父亲的教诲，写下《入学有感》：“兄弟同入学，父祖共诚告。此去为国家，一心在学校。同学紧团结，取补共深造。常思己不足，虚心受师教。身乃建国本，锻炼不可少。生活尚俭朴，艰苦高格调。知难贵永进，不馁亦莫躁。矢志为四化，永遵党教导。”后来也一直激励着自己的学习与研究。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就参加工作了吗？当时学习工作的环境是怎样的？

　　张颢瀚：1982年，我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从学员部到科研处，前后15个年头，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那时候，夏天午休时间很长，大家午休时，我就独自在集体宿舍看书。我是年轻人中去党校图书馆借书最多的，抄写“读书卡片”也是最多的，这在后来的科研中一直发挥作用。记得那时候冬天晚上宿舍非常寒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常常看书、写文章到后半夜，有时为了完成稿子而熬通宵，经常是脊背冰冷如板块。这种环境下的苦读，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师从大家，汲取营养

　　记者：您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颢瀚：求学，贯穿了我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不断充电，不断补充新的动力。1984年，我有幸到中央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建设理论，给我们班授课的都是著名专家，我尽可能向老师们请教，特别是能与我国党建学泰斗周逸教授经常一起讨论。在这个学习班学习期间，我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第二个层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第三个层面是所有行业的职工。

　　记者：除了周逸教授，您还跟许多大家有过交集，他们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颢瀚：1986年，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我通过申请，成为唯一一个旁听生，学习了整整一年的城市经济学。那时是以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为参考，比较系统，这成为我后来研究、参加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此也奠定了后来进行长江三角洲和都市圈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还有几位著名专家给予指导，不能忘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泰斗之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向他多次请教。他给我讲如何进行理论研究，特别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如何构思研究框架，在确定研究构架后，按问题、按专题分别撰写论文，进行重点突破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再写专著，就会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一一我的市场经济观》就是这样写成的。

　　1992年到1993年，我到厦门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吴宣恭教授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界讨论改革与发展方向最热烈的时期。吴宣恭教授作为市场经济与改革理论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之一，对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给予了前沿性的指导，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胡培兆教授经常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博士一起讨论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问题。同时，我尽可能多地参与厦门大学的各类学术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开阔眼界。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这些老师都让我终身受益。

　　记者：您师从多位名师的经历，对您日后培养学生，有哪些影响？

　　张颢瀚：师从多位名师的经历，不仅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也为我日后培养学生提供了一定的范式。在省委党校期间，作为学员辅导老师，我非常喜欢与学员打交道，与他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后来，带过硕士生与博士生。

　　对于博士生的教育，我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衡量自己品德的重要尺度。首先，重视博士生的读书，明确提出“会读书”是博士生的第一基本功，还带领博士读书讨论，帮助他们选书，给学生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书和文献资料。再是，和学生讨论他们学习基础理论课的体会与收获。我把博士论文的写作，作为学生深化提升理论、深入认识社会、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大事，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全程参与，认真指导，并且在开题与写作中组织集体讨论，共同评价，共同提高。要求论文的选题、视域、主题、构架、逻辑关系都要明确，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求论文选题一定要在理论前沿上，在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与民生重点上，能够在理论与现实问题上有突破，自己在写作中有提升。我认为，共同讨论写作对我也是学习提高，特别对年轻人一生的科研，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利于他们大踏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