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奠基者、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持续领跑者；

　　她，是新世纪我国小学德育课程与教材建设的设计师、深受学生爱戴的导师；

　　她，就是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当代教育名家、全国教育科学突出成就奖获得者、江苏首届“社科名家”、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鲁洁先生。

　　学人小传：

　　祖籍四川阆中，出生于上海。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科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德育学科组组长、全国德育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

　　长期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合作编写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获全国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王逢贤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第八次课程改革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研制，任国家统编教材小学《道德与法治》总主编。领衔的“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个人自述：

　　我是从事教育和德育研究工作的。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不但要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更当瞩目的是人之可能，需要我能够触摸到人身上最具人性、最为美好的部分，并通过教育而使它成为生活中“普照的阳光”。“人本来是可以这样美好的，教育的神圣使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可以’而努力。”它已经成为我的教育信念，我会坚守我的信念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

　　童年：

　　在书堆里长大，埋下智慧的种子

　　记者：您出生于书香门第，父母的教育对您的一生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鲁洁：我193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今年刚好90岁。父母的良好风范与教养给予我一生许多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书本、对知识的挚爱，像我这样在书堆里长大的人，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本伴随着我的整个求学经历。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爱书如命，对知识探究有一种热忱。母亲也在上海接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很能干，能烧菜，会做西式的蛋糕，会裁衣服，能自己编织，她那一代人在生活情趣等很多方面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母亲虽然呆在家里，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直到80多岁去世前，她还每天都看《参考消息》。我们家里面姐弟三人。姐姐后来英年早逝，我很伤心。直到现在，我还会怀念她，怀念我们的手足之情。我和哥哥是欢喜冤家。长大以后，哥哥的兄长情结很重，很照顾我。有兄弟姐妹，不但可以拥有手足之情，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激发智慧的空间，就算是跟哥哥姐姐吵架，那也是很长智慧的。现在我觉得，家庭教育基本上不是语言的教育，而是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孩子。

　　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上比较开放，学校里面的老师对我也比较宽容，使我这个从小调皮捣蛋的“另类”学生，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回想起来，我走的每一步，父亲都给我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他从不给我否定的解读。父母的期待和支持，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学校老师对我的爱与宽容，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

　　在我小时候的生活中，与自然亲近，是我的一个特点。在我的童年时期，我的生活里有树木，有花草，有鱼，有虫；我养过小猫、小狗、小兔；我抓过蝴蝶，抓过蚂蚱，抓过小鸟，抓过知了；我种过扁豆，种过丝瓜，种过南瓜，种过蕃茄。我觉得对自然，包括对动物和植物的亲近，是儿童教育很宝贵的资源，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1947年我报名参加高考。从选择的空间来看，当时还是比较大的，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心仪的学校。由于父母专注于生病住院的哥哥顾不上我，都是我一个人复习、自己报名。后来我被金陵女子大学录取，就到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种比较好的校园文化，那种安安静静的氛围，我觉得很重要。

　　我在大学时代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够容纳多元文化，我也能和各种各样的朋友交往。当时我们的校训叫“厚生”，就是“丰盛的生命”。我开始进入大学的时候是在化学系，也是出于科学救国的想法。后来学了一年化学，觉得人文的东西更适合我，我就转到了社会系的儿童福利专业。转专业的事情，父亲也很支持，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大学生活的后期经历了战争，也经受了病痛的折磨，记得当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一本书是贝多芬的传记，贝多芬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它使我能够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对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