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表现不甚突出，好像是历来人们对宋代曾巩的看法，这主要是受《宋史·曾巩传》中一段文字的影响：“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实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除了以散文著称外，还是个地道的政治家，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任过齐州、襄州、福州等七八个州的知州，也任过朝廷的史官，一贯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间疾苦，深受百姓拥戴，可以说是一个能力全面、相当称职的地方官。这正如曾巩虽不以诗见称，但作诗不少，仍不失为诗坛大家。《城南》诗中那句赞美野草、嘲讽昙花一现的佳句“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谁读了会忘掉呢！

　　曾巩为政的突出特点是，既勤政又务实，凡事能从当地实际出发，尽可能让民众多得实惠，少受损失和伤害。笔者概括这方面的事例为“六不”。

　　不征额外赋税。曾巩刚出任越州通判（知州的副职）之前，衙门经常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自己使用。因酒坊的钱有限，不够财政支出，不足部分便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并确定以七年为限不再征收；可是期限到了，衙门的人为谋求多得钱却仍在征收。曾巩到任后，立刻终止了对百姓这笔赋税的征收。

　　不让百姓挨饿。越州有一年发生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叫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以比平常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使饥民能就近购买。他还特意筹集五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民购买种子，约定秋季缴税时一并偿还。这样一来，大灾之年既没有人挨饿，又没有耽误农耕。

　　不乱摊派徭役。曾巩任齐州知州时，正赶上朝廷要治理黄河，各州县都要征派民力。齐州所属各县准备按原来掌握的户籍数分派，三个男丁中出一夫役。但曾巩了解到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马上重新核查人口，最终确定九个男丁中出一夫役，就满足了征丁之需。这一举措，为很多寻常百姓减轻了负担，免去了徭役之苦。

　　不轻易打扰百姓。当时朝廷派军队远征，所经过的州郡都要预备一万人之所需。其他州郡的官吏，往往借此强征暴敛，中饱私囊，使百姓不堪重负。曾巩任洪州知州后，朝廷要派军队远征安南，途经洪州。曾巩便事先妥善安排财力物力，解决了大军的吃住问题，没有惊动老百姓，结果军队都已离开州境数日，街市里的百姓还都不知道。

　　不许行贿受贿。福州佛寺很多，寺院的住持颇受人尊敬，享有很多特权，因此众多僧人都觊觎住持这个位置。而住持又多由地方官直接任命，于是僧人便千方百计向官员送礼行贿。曾巩任福州知州后，僧人照例给他送礼，曾巩一律拒绝，并宣布采取选举的办法，让各寺院众僧徒讨论推举住持，然后将被推举人造册，予以公开。住持一旦出现空缺，依次序先后递补为住持。这样就从机制上铲除了僧人向官府大员行贿的顽症。

　　不能与民争利。曾巩到任福州之前，当地衙门每年都在官衙园圃种蔬菜，用卖菜所得来增加官吏的薪俸，常年收入达三四十万钱。这样做虽然官员收入多了，但严重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菜农收入大减。曾巩说：“太守怎么能与民争利！”他停止了这种做法。从此以后再到福州上任的官员，也都不用这个办法来获取额外收入了。

　　从史料分析，曾巩之所以能做到“六不”，原因有二：一是曾巩为政与为文一样。曾巩推崇“先道而后文”。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曾巩写道：“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即不具备道德修养而又很会写文章的人，是不能胜任的，明确地把有道德排在了有文采之前。他的文章多显得质朴少文，紧贴地气，其中不乏为民鼓与呼的内容。曾巩为政也推崇“先道而后政”，爱民为民惠民就是最大的道。他能做到“六不”，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曾巩历来对官帽大小看得很淡，“视之泊如也。”曾巩才华横溢，但长期任地方官，得不到提拔。而同时期，一批后辈晚生却纷纷得到提拔而出人头地。曾巩对此毫无怨气牢骚，仍尽职尽责于自己的州官岗位。如此看淡官职，能不看重民生吗！

　　曾巩的“先道而后政”，给今人以启示。道从何而来？立德才有道。德是人们的立身之本，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为官之魂。什么是官德？执政为民就是最大的官德。公道自在人心。一个领导干部在某个地方任职，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民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直接。如果天天耍嘴皮子，做表面文章，却不联系本地实际，不思虑是否劳民伤财，甚至搞以权谋私贪贿犯罪，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须知，群众有自己的评判和选择，该点赞的点赞，该唾弃的唾弃，这个评价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