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圣人门徒也有经商的，孔子的嫡传弟子子贡，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成功商人。但这是异数。“学而优则仕”才是孔子、儒家乃至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儒商对立，难以兼容，商在正统观念里是受到严重排斥的，所以直到晚清的洋务运动，最成功的官商盛宣怀，当官做到尚书级、经商发到富可敌国，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总结出三大遗憾，居首位的便是没能走科举之途。可见科举进士，在官本位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化人，对于“圣人门徒”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然而历经千年嬗变，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激荡，正统的“儒商绝对对立”的观念也出现了松动。于是出现了一位状元，在摘取了科举的桂冠后，离经叛道、投向商海，办起了企业，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措，是时代进步、洋务运动推动下的产物；同时，于中国的近代化，特别是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张謇，江苏南通人，大清甲午（1894）恩科状元。但他的一生，却投身办企业、经商；虽然中间也短暂出仕，但其主要精力和一生功业，都投在了中国实业实践中。

　　一位春风得意的状元，怎么会走上经商之路，这是每一个稍谙中国文化思想的人必然提出的疑问。

　　从外部说，经过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一批人的努力，洋务运动在晚清激荡，洋务在晚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盛宣怀等顺势而为，果断放弃科举投身洋务，有开风气之先的示范效应，对张謇有启迪作用。更主要的晚清以来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和思潮激荡，也成为张謇人生道路选择的客观导向。从时间节点上说，1894年，刚刚高中状元正待仕途大展的张謇，遭遇父丧，按规定，必须回乡守制，张謇遂顺势抛开京城官场的纷争与纠结，回到家乡南通；适逢甲午战争，清廷完败，《马关条约》签定，再次刺痛知识分子们的心，“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张謇日记），由此，救亡图存，再度成为中国最高主题；而实业救国，成为时代最强音。

　　从张謇的内在来说，一是多年科举之路引发张謇的厌倦之怀；1853年出生的张謇，在高中状元之前，自我总结“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年又四十矣”。人到中年前途茫茫，身心疲惫，若不是家人鼓励，差点放弃继续参试；二是高中状元之前，饱尝官场艰险；一是“冒藉”的指控，遭到勒索，几乎倾家荡产；二是在参与吴长庆幕府，充分感受了官场倾轧的冷酷；对官场很是失望。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也爆发了激烈的“和”“战”党争，张謇作为清流派，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些因由，也埋下了张謇弃官投商的草蛇灰线。

　　直接的思想动机，则是服从于张謇的“教育救国”理想、观念，和张謇作为一名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的是修齐治平的教育，有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值晚清国家危亡、民生凋敝之际，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乃是时代最强音；作为状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张謇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尤其强烈，作为一名思想成熟行动力强的知识分子——在高中状元之前，张謇就有多年投身幕府参与政事的社会实践经验——他不是泛泛的停留在匡扶社稷、救民水火的层面，经过认真探索和思考，认可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在实施推动的过程中，张謇痛心疾首地发现，教育救国是需要钱的，而国凋民蔽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钱；为了筹到钱，张謇无奈之下，走上“实业”一途。

　　但这一选择，与一位封建士大夫的志趣是相违的，张謇的内心是挣扎的：

　　“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但是当个人道路选择与社会主流观念、个人志趣相抵牾时，张謇毅然服从时代需要，以殉道者的精神，“舍身喂虎”悲壮抉择，勇敢投身于中国近代化的浩浩洪流——民族实业建设之中。

　　1895年冬，张之洞上奏，正式委派张謇在通州创办纱厂。由此，大清状元义无反顾踏上了波澜壮阔的企业家之路。（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