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死后二百余年，仍要为晋太祖司马昭避讳。昭君生前远嫁匈奴，含泪和亲去也，故国的禁条却追及九泉之下，将她改名为明君，明妃之称由此而来。改名犹自可，改姓更无奈，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卿，死后一百余年，因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竟被改称为孙卿，鬼击后脑勺，莫过于此。

　　死者为后世帝王避讳是身不由己，活人为当世帝王避讳则是义不容辞。有的倒霉蛋，改名一次不够使，还得改名两次。大哥赵匡胤做了宋朝的开国之君，家中诸弟均须避讳，二弟赵匡义改名为光义，四弟赵匡美改名为光美。大哥驾崩，赵光义上位，四弟赵光美必须再度避讳，遂改名为廷美。皇亲国戚尚且如此折腾，天下庶民所受扰攘之频繁，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初期，国家设立弘文馆，置学士掌理馆务——校正图籍，教授生员。弘文馆经历过两度改名，均为避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避太子李弘名讳，改称昭文馆。五代后唐时，大将郭崇韬的父亲叫郭弘，于是全国避其名讳，将弘文馆改为崇文馆。

　　太子为尊，大将之父亦为尊，国家机构居然要避其名讳而改称，真不知朝廷体面何存。更可笑的是，月份、食品、果品均在避讳之列。秦始皇姓嬴名政，为了避讳，正月改称端月。宋仁宗姓赵名祯，为了避讳，正月改称初月。据宋人吴处厚的《青箱杂记》所载，“祯”与“蒸”同音，为了避讳，全国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以卖炊饼为生，实际上他卖的是蒸饼。

　　地名避讳尤为常见。为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北岳恒山改称常山。为避东晋简文帝之母郑阿春的名讳，富春改称富阳。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隆州改称阆州。为避唐代宗李豫的名讳，豫章改称钟陵。据《南宋杂事诗》注解所记载，当时，苏州韩墩产梨，色香味俱佳，名冠天下，人称“韩墩梨”。后来，为避宋光宗赵惇的名讳，改叫“韩村梨”。再后来，韩侂胄独揽大权，势焰熏天，“韩村梨”又改名为“韩梨”。须知，省略“村”字大有讲究，“盖都下以外人为‘村’，故讳之”。任谁囫囵吞吃了熊心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也不敢借水果之名去讽刺独断专行的大臣为野蛮的外地佬。

　　《礼经》讲“临文不讳”，真能够实干的人却不多。北宋理学家胡瑗在延英殿讲解《周易》，读至“元亨利贞”，不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左右闻之，无不相顾失色。但也是这位牛人，宋仁宗令他修纂国史，他却坚辞不就。理由十分正当，胡瑗的祖父名修己，他要避其名讳，国史岂可修哉？无独有偶，吕希纯的父亲是宰相吕公著，他要避讳，就拒绝出任著作郎。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披露，王安石撰《字说》，书中竟无“益”字，原因是其父名益，他要避讳。王安石绰号为“拗相公”，他拗得过天下人，居然拗不过父亲的名讳。由此可见，古人避讳简直如同遵守神圣法则，既无善价可讲，又无余地可旋。

　　据宋人江少虞编纂的《事实类苑》所载，刘温叟的父亲名岳，于是他终生不听音乐，与丝竹绝缘，偶尔哼几句小曲，竟招致时人的讥诮和鄙夷，得不到谅解。

　　一位音乐爱好者终生不听音乐，固然难受，但无伤根本。倘若一位志在功名的读书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将会如何？唐朝天才诗人李贺就遇上了这号倒霉事，由于父亲名晋肃，他就休想考取进士。韩愈专门作《讳辩》一文，指出此类避讳的荒诞不经：“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问得好！直问得朝堂上下哑口无言，然而谁也不肯给个明确答复，开扇方便之门，李贺便郁郁寡欢，英年早逝了。

　　在宋代，谁若不慎触犯文臣武将的父讳，就很可能大祸临头。据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北宋官员李清臣指派小吏整修旧宅屋顶，完事后，小吏循例禀报：“今次修了不漏。”这句话末尾二字触犯了李清臣父亲的名讳（不陋），于是小吏落得个刺配边州的悲剧下场。在《贵耳集》中还有更惊悚的记载，南宋将领赵范驻军楚地，召营妓陪酒，听对方口音不是本地人，就询问她从哪儿来。营妓不知深浅，回复道：“因求一碗饭方到此。”这句话既触犯了赵范的名讳，又触犯了其父赵方的名讳。赵范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立刻叫人将这名营妓推出斩首。

　　北宋倾覆之后，康王赵构匹马渡江，建立南宋，史称宋高宗。赵构疾视金国为敌国，确认完颜氏为世仇，可谓毫不含糊。他是书法家，每次碰到“金”字，就刻意将它改写为“今”字，既讳称仇敌的国号，又诅咒其体貌不全。宋高宗只需走心走笔，就快意恩仇，较之岳家军抗金，在疆场上真刀真枪浴血拼命，他的小动作显得尤为幼稚和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