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草原保护与牧民致富得以良性循环，游牧文明得到回归，草原会再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自由美好景象。

　　我们的祖先从草原和森林走出，开垦农田，建设城市，现在穿过高楼大厦的隙缝，窥视草原那片茵绿，仍会感觉草原才是心灵永久的家园。在草原人民的心中，家的概念是整个草原。在广阔的草原上，草原人世世代代赶着马、牛、羊群，逐水草而迁徙、游牧。

　　笔者曾问草原上老牧民：“为什么不定居在一个地方？”他庄重地答道：“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地母神额托格会很疼的。只有我们游牧和迁徙时，地母神身上的血液才畅流，她才浑身舒爽。”牧民们虽然说不出高深的理论，然而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对万物的这种温情厚意，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天然地把自己的行为与大自然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几千年迁徙和放弃中，草原民族才对草原实现了永恒的拥有。

　　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历史上对草原、对游牧文明缺乏完整的理解，如开辟荒地要斩草除根、称老百姓为草民、称土匪为草寇；大家都明白草原牧区有提供肉食乳品皮毛等的经济功能，但对草原的生态和文化功能知之甚少，缺乏保护意识。近些年来，特别是国家启动草原生态补奖等政策，退化的草原在逐渐恢复，草原的生态功能逐渐被世人认识。草原歌曲唱响祖国大地，传播着草原文化。

　　草原生态是草原文化、游牧文明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几千年来蒙古高原的人口在30～50万之间波动，现在草原的人口翻了10倍以上，牲畜数量更是迅猛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过牧，草原生态退化；游牧游不动了，才出现了圈养和禁牧问题。但我们调查中发现了新的苗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撤乡并镇、学校撤并，牧区新的一代青年人大多进城镇生存，很多年老牧民领取生态补奖资金后，将牧场入股合作社，进城照看孙子，牧区的人口在减少，有一些嘎查（蒙古族的行政村）人走村空。可以预计，在10年之后牧区的人口还会大幅度减少，这一方面缓减着草原的人口容量，同时也为游牧的回归提供了契机。笔者调研中也看到，有万亩左右草场的牧民们在自觉轮牧、倒场放牧，随着牧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的健全，草原生态的恢复、游牧的范围还会逐步改善和扩大。

　　现在，我国百姓餐桌上，粮食、蔬菜、肉蛋奶各占三分之一。肉奶食品的质量安全涉及家家户户每一个人。牛羊是反刍动物，必须吃草方能健康生存。牛羊吃了高质量的饲草才可能生产高质量的牛奶和肉食。而农区的奶牛饲草大多以秸秆为主，牛奶的产量和质量难以保证，所以才出现了加入外源性乳蛋白的三聚氰胺事件。

　　因而，发展生态草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是保障肉奶食品安全——也就是保证我们的生命质量。欧美和澳洲等一些国家对草业十分重视，将其看做“绿色黄金”，澳大利亚更称其为“立国之本”。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国家，草业已成为支柱产业。我国要改变“重粮轻草、重畜轻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要树立“立草为业”的理念，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草业，像重视基本农田一样重视基本草牧场，像补助养猪一样补助养羊。我们要制定“动物福利法”，给予动物以每日四小时以上的散步权利，保障动物心身健康才能保证肉奶的鲜美；建立草原保护长效机制即草原保护由政策性补奖向法律保障转变，典型草原逐渐由禁牧向草原平衡过渡，恢复轮牧、倒场等传统方式。

　　建立国家草原公园、草业示范区、游牧文明保护区等，在这些保护区，游牧迁徙不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方式、一种无形资源。将这些资源配置在体验休闲探险等新型产业中，牧民的角色由牧人变为导师，教我们如何骑马射箭、搭建蒙古包，如何骑着骆驼走出沙漠、如何放牧迁徙乃至制作奶酪、肉食，如何唱歌舞蹈。这个时候牧民的收入就由肉奶制品为主变为新型产业收入为主———这将使草原保护与牧民致富得以良性循环。随着游牧文明的回归，草原会再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自由美好景象。（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