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化论是为反观“历史世界”或“生活表象世界”以及检视“文化的地形图”准备的，但它不适合解释人的生存样法与存在方式及其根源。一般文化论重在研究文化的传播、进化、分期以及文化的模式、结构和功能等，而这些问题在文化世界中并非最根本的。在人类生活中，文化之存在，这不是困惑；而文化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信念、品质、姿态和韵律存在，这才是问题。

　　追问哲学对文化重建的责任

　　哲学一直没有给人的“精神生命”与“文化使命”承诺一个与之相配的一般文化论解释。对此，哲学无须自责，因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确切地说，文化哲学有责任宣告：人类必须为建基自己文化之上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同时必须以时代精神反思、指引、论证和创新这种信念本身，包括它的思想基因、构成原则、生活真理、人性理想、内在灵魂，以及使这种理想信念生生不已、永葆活力。如果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这将意味哲学的失职，我们自身相与的文化也将因失去动能而走向没落。由此标示着，对人与文化矛盾关系的反思当属哲学的本份，文化思想原则与生命价值判断之间“反思的平衡”尤应成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课题。进言之，一个民族的生命与其文化生命是一种命运性的互养共生关系。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而凡所谓文化，必定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生命之绵延精神”。鉴此，对我们时代性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生命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乃是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物的依赖性”特征的凸显，尤其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现代性资本逻辑的强势统摄下，原本作为文化价值信念创造者，以及富有思想活力、引导公众舆情和保持文化批判热情的哲学，却日趋沦为一种被“冻结”的“非生成性资本”，进而导致创造性的精神和批判性的品格离开了它，使它无意或无力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状况“诊断”和“治疗”，哲学逐渐蜕化成无思想、无信念、无灵魂的“文化历史殿堂”的守夜人。同时，生活中“孤独的经济人”也代替了赶往天国的“精神孤独的朝圣者”（马克斯·韦伯语），善良之心完全转变为有产阶级舒适生活的一种外在手段。从此，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其《文化哲学》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人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也没有人以高贵的信念和真正进步的动能为基础去检验我们的精神生活”，以致“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而这恰归于哲学的失职。

　　探赜中西方文化的思想基因

　　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思想的自我反思，不能囿于对文化思想内容的反思，而应深入到对形塑思想的根据或基因（组）的反思。就中西文化精神比照而言，对“唯一真”的迷恋和占有，是西方人的自明之理和文化总基因。如古希腊哲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唯一本原、开端和原则的执着追寻，犹太文化对“真神”的坚定信仰，近代西方人对“唯一真逻辑”“唯一真科学”“唯一真主义”的狂热崇拜，等等；欧洲宗教改革以后，“人”与“个人”日益突显在西方文化基因的赓续链条上，并延展而成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新基因。“人”与“个人”，分别以总体与多元、依附性与独立性、类性与个性、理性与经验、求同与存异、平等与自由等相对应的意识、取向和原则，彼此争夺“唯一真的地位”，进而也在不断整合和分裂着现代西方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生活。但无论如何，对西方世界而言，“真理只有一个”的文化基因渗透一切、统摄一切。

　　相异于西方人追求“唯一真”的文化基因，求解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图谱，关键要把握两个既分立又混成的“活性因子”：“向上心”和“相与情”。一是养“向上之心”。参考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说法，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消急躁争贪而守恭谦敬畏的心，弃怨愤狠绝而怀辞让尽责的心，等等。此“向上心”，即人本有之“义、理”，“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可见，古人以“取法乎上”作为思想原则实有其深长意味：向上践履，见贤思齐，念念不离当下，惟义不待求取。二是厚“相与之情”。同西方人“穷物之理”传统相比，中国古人强调“道始于情”、“天地含情”和“忘情融物”。对中国古人来说，挈人之真性情，领悟“生命廓然与万物一体”、“生生之谓易”的化境，乃乐莫大焉。由此情谊的蕴发，中国文化根底上实属“生命的学问”。其讲求尽物之性、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使世间有情众生各本其敬生、达生、乐生的懿德，推而广之，创而进之，增而益之，‘体万物而与天下共亲’，以兼其爱；‘裁万类而与天下共睹’，以彰其善；感万有而与天下共赏，以审其美”。至此，体现伦理性、审美化的“相与之情”，与价值性、实践性的“向上之心”协同形塑了中国人的思想品质与文化基因。

　　当然，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构成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和而不同、博厚开放的基因谱系。例如从殷商时期文化基因的曙光，到“百家争鸣”时代文化基因格局的初成，从汉唐至明清时期文化基因的殷实和重组，再到鸦片战争、“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文化基因的批判反思、重大改组和承传鼎新，绵延了上下五千年。全面深入探赜、梳理中国优秀文化基因的图谱、胞核和命脉，是促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前提。

　　创生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如何从“思想失灵”的现代性文化迷障中提振文化的信念与信心，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经济全球化复杂变局中，究竟应怎样传承和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以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如何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思想基因中创造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自我？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亟须深切反思的根本问题。

　　首先，在研判文化与文明的异同中，守护文化之为文化的自性。也许在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总称”的意义上，文化与文明属同义语，但实则不然。“文明”是以其普遍性风貌、未来性意识和“显赫劳绩”，不断确证、推展（甚至殖民、扩张）着人类外在的生存境况，“文化”则是以其个性化品性、守常观念与“深厚意蕴”，持久滋养、培育着人自身内在的生活方式。在普遍的文明和现代规则中，我们要防止本民族文化被异质文明包裹（文化的“假晶现象”）、侵蚀和终结，更要守护好、推介好、传承好自己独特的文化及其传统。

　　其次，在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流互鉴和辩证觉解中，彰显中国文化的思想特色，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赢得新时期文化转型、文化创新的自主地位。依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既要亲熟自己的本土文化，又要理解所接触的异域文化和他者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挺立自身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取长补短，构建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人际与心际通达和顺的“伦理生态”和各种文化“美美与共”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最后，在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互动融通中，激发和增进当代中国文化的活力。当前要在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取法乎上”的进取精神、“穷理尽性”的生命智慧、“学以致用”的知行品质、“其命维新”的创新品格、“阴阳和合”的辩证旨趣、“伦理本位”的家国情怀、“协和万邦”的和谐观念、“天下为公”的无私胸襟、“以道莅天下”的治理理念、“美善相乐”的相与之情等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主动融合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新成果，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自觉推进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祖国华，系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建设及协同治理研究”？14BZX08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