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晶

　　记者：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于2013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了。设立这样一个国家级的艺术基金，有何重要意义？

　　蔡武：国家艺术基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正当其时。

　　首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正是文化部门转变职能、创新艺术创作生产引导方式，推进我国艺术治理“管”“办”分离的具体举措。可以说，国家艺术基金的创意、筹备和诞生，沐浴着改革的雨露，携带了改革的基因，是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又一硕果。

　　其次，是我国艺术资助评审体制转型的里程碑。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不仅充分借鉴了部分发达国家通过设立基金资助艺术创作的经验，参考了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等领域基金制管理的有益做法，而且紧密结合我国艺术工作的实际，形成了国家设立、政府主导、专家评审、面向社会的公益性基金模式。在资金来源上，它既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在申报和资助范围上，打破了行业、系统、体制和地域的限制，搭建了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平等的平台；在评审主体上，它改变了主要由行政权力决策的格局，确立了各类专业、专家评估的重要作用，使评审更加科学合理；在运行机制上，实行决策、协调、执行、监督适当分设，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和操作，充分尊重广大公众知情权、参与权，提升了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第三，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是完善文化投入模式的新探索。它改变了以往财政投入直接“养人”的模式，通过间接赞助、专家评审、社会监督、绩效考评等手段，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保证资金投入和资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公正、透明，有利于督促被资助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记者：下一步国家艺术基金的顺利实施和发展，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蔡武：第一，充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和人才。作为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设立的国家艺术基金，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艺术基金工作导向，开展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妥善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把工作的导向和着眼点放在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上，放在扶持艺术创作、扶持艺术创新上，努力推出主题好、思想新、传得开、留得住、艺术感染力强、深受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艺术成果。

　　第二，发挥孵化助推作用，让艺术创造的活力源泉充分涌流。我们要充分发挥基金的社会性、开放性、长效性、规范性的优势，调动一切艺术创作生产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艺术力量，充分发挥社会扶持和参与艺术生产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艺术发展机制。尊重艺术创作生产的规律，倡导创新与包容，发扬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艺术民主，优化艺术发展生态，培育社会艺术土壤，推动艺术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相融合，让蕴涵于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之中的艺术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让艺术发展繁荣的优秀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作为国家基金，一定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严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基金工作要有前瞻性，要有长远眼光，要善于发现人才，要关注不那么有名但富有才华、活力和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三，要密切沟通协作，加强顶层设计，切实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吸收、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国家艺术基金在创新组织管理上大胆探索，设立了理事会、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其中，理事会是基金的决策机构；管理中心负责基金的组织实施和日常工作；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根据基金工作需要，从专家库中抽取，承担基金项目的咨询、评审和监督职能。在基金的组织架构和运转实施中，“决策、协调、执行、监督”4个环节，适当分设、相辅相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文化部将和财政部通力合作、加强指导，切实履行顶层设计的职能，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不断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基金管理中心要做好项目的申报、受理、评审和资助等组织实施工作。要不断拓展资助领域，尽快做到艺术领域和门类的全覆盖、艺术创作各个环节和链条的全覆盖。要建立信息发布机制、申报受理机制、评审决策机制和签约实施机制，将基金的运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要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度，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各领域专家要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认真、公正地履行基金的咨询、评审、监督、评估职责。

　　我深信，在文化部、财政部的领导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全社会的监督下，国家艺术基金一定能够发挥好职能，为推动艺术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