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彤表示:外资企业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革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
赵彤,SMC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液压气动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最高人才奖励博大贡献奖获得者。下文根据赵彤自述整理:
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没想到”。
我人生中最大的“没想到”,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从一名大学教授转身成为一名外资企业的负责人,而这一切和改革开放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知青到外企负责人
知青、教授、外企负责人,这三个角色的转变,我用了20多年,而这20年也恰恰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变化最大的那20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变,我的人生角色也在不断变化。
我是老三届知青,不满17岁下乡插队,后来经考试选拔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同一年,我考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春天又通过考试,成为公派的留日学生,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
最初和SMC结缘是在1991年,我作为哈工大的教授曾去日本,在SMC筑波技术中心从事了近两年的合作研究。回国后,一直与SMC公司保持密切的产学研合作,SMC在清华大学、哈工大、北理工建立了气动技术中心,与高校一起培养气动行业高层次人才。
1994年,看到国内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SMC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有了来中国创建企业的想法,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北京市人才优势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吸引了SMC,决定将中国工厂建立在这里,并希望我能兼职企业的负责人。
工科出身,一直从事教学科研的我,起初有过犹豫,因为我从未想过离开学校“下海”,此事却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他们说:办好一个现代化企业,加强与SMC的国际化产学研合作,为理工科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实践平台。
就这样,在大家的支持、鼓励下,我接下兼职企业管理者的挑战,这一“兼”就是20多年。
开发区护航我转身
作为一名工科大学教授,我对企业经营十分陌生。
公司选址时,开发区管委会推荐我选择了离他们办公地点最近的地方,从此大家一起白手起家,踏上了在开发区的创业之路。
从基建开始,我是一个门外汉。开发区管委会秉承着“投资者的成功=BDA的繁荣”这一理念,组织专业人员,热心帮助我们建起了一期厂房。2003年,在非典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由于国外订单不能停工,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又带着大量防护用品亲切看望坚守在生产一线的SMC员工。2009年金融危机,面对率先提出不裁员的SMC,开发区迅速响应为企业发放培训、岗位补贴,并向市级相关部门反映,形成全市性的政策,对金融危机下企业减产不减员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当时一位开发区的老领导,在管委会办公会上饱含深情地说了一句话:“可有一个外商独资企业找我们中国人做老板了,我们大家要多帮助他,证明中国人也能办好现代化企业。”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温暖激励了我20多年。
为江东父老交上答卷
1998年,《北京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百分之百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管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SMC使我国的气动元件生产跨入世界一流”。看到这篇报道后,深感身上的压力与责任,那时公司还很小,却寄托了江东父老对我的信任与期待。
一晃20多年过去了,伴随着开发区的发展,SMC中国公司已经成长为拥有研发中心、生产工厂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和技术支持体系的现代化企业,在这里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与地区,在中国、在全球,SMC已是行业内大家公认的领军企业,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排行第一。2017年,仅在北京,SMC中国的销售已达83亿元,乘时代发展的东风,SMC中国全体员工信心倍增,用先进的技术和一流的产品,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为全球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很多人问我:“改革开放40年,外资企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我的体会是,“改革开放,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也不仅是一流产品与广阔的全球市场,外资企业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而人才是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更是留在这片国土上永远带不走的财富”。这是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企业经营者发自肺腑的心声。在SMC事业平台上,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劳动模范、技能人才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以技术人才命名的工作室,还有历届国家或北京市技能人才大赛中的获奖者,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了SMC中国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点,并成立了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用一流的气动技术为中国和世界的工业自动化做贡献。用温暖的心为全体员工的幸福生活做贡献。用宽广的胸怀为社会的繁荣做贡献。SMC(中国)的发展,践行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贡献与责任。
“回想20多年的创业路,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感激,想起《北京日报》的那篇报道,心里的一点欣慰算是我们为江东父老交上的一份期中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