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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何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其《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些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可见,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与“我”之间的关系,而“我”对经典的需求在于自身的处境。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曾对人的生存处境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的和洞穴一样宽的通道通向外面光明之地。人们从小就住在这个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筑有一道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人始终被捆绑着,因此人只能看见后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人就会将自己所看到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事物。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生活在一个独特的群体中,在历史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偏见,这些将深深地影响着群体成员的思想,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这些偏见如锁链一般捆着他们,在偏见下观察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二者之间的区别犹如物体和它的影子。幻影世界中,人将迷失自己。然而人之为人在于自主,在于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德尔斐神庙中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实际上,这也是身处历史长河中的人性所必然面临的命运。卢梭曾将人性比喻成立于海边的格洛巨斯石像,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人类在社会的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了无数的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的不断激荡等等,它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样子早已改变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
那么,何以破除偏见?如何才能够扒开历史所覆盖在人性之上的沉渣看到本真的人呢?仅凭当下环境中所接受的常识还远远不够,它们甚至还会将我们导向更加固执的地步。此时,我们需借助那些巨人的肩膀,他们眼光高远,见识深刻。借助其眼光,才能深入认识周遭的繁复世界。凭借其力量,才能有力抵抗顽固的习俗偏见。唯此,转身、向上才得以可能。虽然巨人已远去,但他们为我们留下言辞,传下著述,是谓经典。其眼光和见识就蕴藏其间,只有亲躬于字里行间,聆听其教诲,才能真正提升自己。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情况或许还要复杂一些。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论及柏拉图所作的“洞穴”比喻时曾指出,对于柏拉图来说,那个时代,人要认识真理只要从“洞穴”中走出来即可,但对于现代人而言,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林林总总的现代思想已经构筑起了另外一个洞穴,因而人要走到阳光之下得先从那个现代洞穴走到原初洞穴。
当然,有人会说,这只是西方思想家就西方文化对西方人作的论述,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前,这种判断或许是对的,但在“中西碰撞”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学者曾论证道:“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说法,用以解释文明的起源。他指出,“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样一个时段。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北纬三十度上下,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的民族同时产生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和精神导师。比如说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等。这些人用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各民族文明的基本形态。此后,不管文明怎么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这些基本的形态。与其他文明圈不同,由孔子所塑造的华夏礼制直到近代都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然而,1840年起,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更为严峻的是,他们带来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传统所奉行的理念和制度。中国天朝上国的思想彻底被粉碎,此即上文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认真理解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制度,尤其是西方的义理制度,以期为我所用。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
用柏拉图“洞穴”的比喻来分析中国,我们发现,在此世界里,东方和西方的交汇、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已然让“认识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困难。1840年以来,通过翻译、介绍、研究,我们对西方已有了相当的理解,但从理解的“质”上来说,还远远不够。如此,从西方思想的源头开始精读就变得必要而急迫。
马基雅维里晚年被罢官而为村夫,在乡下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仍然坚持思考,每天晚上都过着一种严肃而愉快的精神生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白天沾满尘土的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