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影片《攀登者》主演之一张译

　　在即将与观众见面的国庆献礼片《攀登者》中，又见演员张译那让人过目难忘的身影。

　　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从龙套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为观众熟悉并喜爱的演员。他珍惜这份“为数不多的能通过表演让人落泪”的职业，立志做一名有情怀、有信仰、有担当的演员，创作出更多让观众看了之后心里充满暖意的影片。

　　“攀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

　　解放周末：当时是如何决定要出演《攀登者》这部电影的？

　　张译：其实一开始没决定要演。当时，电影的出品方上影集团向我发出了诚恳的邀请，但一开始看完剧本我挺犹豫的，觉得自己和登山运动相隔太远，我本人也没有做过运动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演好。

　　一般来讲，演员接到一个角色，会习惯性地想自己能不能胜任它，如果演了，观众会不会觉得合适。我当时这么想了一下，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做不了。之前陈可辛导演让我在《亲爱的》里面演韩德忠，曹保平导演让我演《追凶者也》里的董小凤，贾樟柯导演让我在《山河故人》里面演张晋生，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演不了”。不是我“端”着，而是真的觉得和角色有很大差距。但“不幸”的是，每次我都被他们说服了。

　　解放周末：这次又是怎么被说服的？

　　张译：上影集团的任仲伦董事长对我说：张译，非常感谢你能来这个组，不管你对剧本、角色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可以坐下来聊。任总还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他们是准备拼一次的。我觉得人家要“拼命”了，邀请我一起上这条船，是把“搏一次”的希望建立一部分在我身上，这是信任。人生难得被人信任，我很感动，于是进了组。

　　解放周末：在《攀登者》中，你饰演登山队队员曲松林。你是怎么揣摩这个人物，缩短和他的心理距离的？

　　张译：经常性的沟通、探讨对角色塑造有很大的帮助。我经常和导演李仁港、和上影集团的老师们聊。我在拍摄过程中还收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吴京。他比我年龄大，像兄长一样，每天没事就拽着我开始聊，他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我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戏怎么演更好……我记得2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剧组都有这样的氛围，但这些年这种氛围不那么浓了。这次《攀登者》的拍摄让我有种“回归”的感觉，非常舒服。

　　解放周末：《攀登者》的关机仪式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举行，当时有哪些事令你印象深刻？

　　张译：在举行关机仪式时，我和吴京按照当地传统，给三位登山队员中已经仙逝的两位队员一人立了一个玛尼堆。我们找了两块比较平的石头，代表剧组在上面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先驱屈银华、王富洲纪念”几个字。我想，没有这几位登山先驱，也就没有这部电影，更没有我们这些角色。将心比心，如果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最辉煌的时刻发生在珠穆朗玛峰，那在我故去之后，也希望在珠峰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家”，能够让灵魂感受到这座心心念念的山。以后的登山者们路过此地看到了，也能给两位老英雄多垒一块石块，我想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解放周末：经过这次拍摄，现在你是怎么理解“攀登者”这三个字的？

　　张译：过去我总觉得“奋斗”“攀登”是个人层面的事情，但通过这个电影，我意识到“攀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

　　我们在拍摄初期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科目叫“结组”。一根绳子上拴四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协同解决。如果有一个人掉雪坑里了，另外几个人会把你拉上来。大家的劲儿往一处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好比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各种各样的人都拴在一个结组绳上，荣辱与共。

　　也是拍了这部电影，我才知道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重大历史意义。当时国境线上发生了一些纷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宣称“谁登上去了就是谁的领土”，但实际上珠峰从北坡到顶都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电影中有这么一句台词：“中国人的领土必须有中国人的脚印”。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我们国家举全国之力支持登山队的登山行动。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条件和技术，登山队员连吸氧都是能省则省。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登顶珠峰，向世界宣示了主权，提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信心，这就是中国人的攀登精神！

　　在克制的外表之下有激动的内心，你不觉得这是艺术吗

　　解放周末：在《攀登者》的拍摄花絮中，有一场戏是你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雪地里赤脚攀登，双脚冻得通红。对你来说，这是最艰苦的一次拍摄吗？

　　张译：这次确实很艰苦，但肯定不是最苦的。大家看到我光脚在雪地上爬，其实30岁不到的时候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那时候更“狠”。

　　当时我在东北拍戏，零下38℃，白桦树林里滴水成冰。我要拍一场洗澡的戏。导演已经在零上20℃的摄影棚里搭好了帐篷，架好了火堆。我说：“室内拍不震撼，去室外！”当时导演就惊了。后来我在零下38℃的天气里，穿了短裤，光着脚、光着身子就出去了。

　　其实一出帐篷我就后悔了。当时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冷，而是一种疼痛，就好像拿小刀钻你一样，每块皮肤都疼。因为是洗澡的戏，兜头浇6盆水，水浇下来不会马上冻住，但身上沾的水迅速蒸发之后带走身体的热量，让人浑身颤抖。导演跟我说：“要说台词，不能抖。”我说“好”，然后上身不抖，腿一直在抖。

　　那场戏拍完之后，导演一喊“卡”，马上一堆人号叫着朝我冲过来，拿着大衣、毛毯、棉被把我裹起来。但他们抱不走我，因为我的脚已经冻住了。后来他们拿来温水把我的脚浇化开，随后把我横着裹起来抱走。那时候我的意识开始混乱，觉得世界格外安静。

　　当时我还年轻，这次拍《攀登者》，我以为自己身体还好，也逞能。导演说可能会拍脚部的特写，问我要不要替身。我说自己来，这点怕什么，这才零下20℃，当年零下38℃我都行。结果一脱鞋我就后悔了——真的特别冷，身体扛不住了。那场戏又特别难拍，从白天拍到晚上，大家第二天还要出早工，我就想着得快点拍完，别让大家不够时间睡觉。

　　解放周末：包括《攀登者》《红海行动》在内，这几年你在拍摄中遭遇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能承受下来，是否和你之前的当兵经历有关？

　　张译：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我在部队待了10年，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和军人有很像的地方。比方说，军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演员也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能被这么形容的职业为数不多，我占了两个，觉得挺光荣的。

　　军人和演员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军人讲“令行禁止”，指挥官下达口令之后，战士必须无条件马上执行，这是我在10年的当兵生涯中深刻体会到的。演员也是这样。当导演一说“预备”，你就必须完全进入状态，绝不可以开玩笑、溜号或者想别的事。因为如果不全身心投入，就对不起现场一百多甚至一千多名工作人员。如果是话剧和晚会的演出，更不可能重新来过。

　　所以，军人和演员在听到命令的那一刻，都必须把个人的情绪和病痛都抛掉。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听到“预备开始”，无论是胃疼、腿疼还是寒冷，我都会在那一刻全部忘掉。

　　解放周末：但这两个职业也有很大不同：演员需要丰富的情感和强大的创造力，而部队强调集体性、纪律性，被子都要叠成统一的“豆腐块”。两者之间有冲突的地方吗？

　　张译：我自己总结下来，艺术分两种。一种是激情的、浪漫的，情感向外扩散的；还有一种是隐忍的、克制的。就好比“豆腐块”。你知道每一个“豆腐块”里蕴藏着多少情感？老百姓的棉被里看不出情感。但你知道有多少当过兵的人为“豆腐块”掉过眼泪，多少人曾经为了保持“豆腐块”的形状而舍不得睡觉？一个“豆腐块”里，蕴藏着无数情感。

　　一个新兵，如果想把一条棉被变成刀砍斧削的“豆腐块”，至少要经历一个月不间断的练习。这付出的是什么样的情感？一开始可能会恨它。因为叠得不好，它可能会使你挨批评、受惩罚。班长可能大冬天就直接把水泼上去，你只能抱着湿被子在走廊上不停地叠，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才能把被子拿去晒，让它还原成本来的样子。渐渐地，这条被子就开始像你一样，具有了性格和形状。外行人看，会觉得叠好的被子都一个样，但我们这些老兵看一眼就会知道，这个“豆腐块”的主人性格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当兵的魅力。

　　大阅兵的时候，每一个受阅战士内心一定都是非常激动的，但你不会看到他们脸上的微笑，这就是克制。但在克制的外表之下有激动的内心，你不觉得这是艺术吗？背负着克制做艺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