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误读。

　　张国刚：中国有个成语叫“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但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

　　解放周末：唐朝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您长期专研唐史，唐朝的开放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张国刚：确实，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

　　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都透露出“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公元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解放周末：唐朝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张国刚：东汉时期，儒家已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朝，儒家还有能力转化佛教，儒释道合流。唐朝很有意思，虽然留下的著作还是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社会是多元的，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甚至成为一种仪式、一个重大的活动。

　　为什么唐朝这么有气魄？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华夷之辨”的情绪没那么重，而主要提倡和践行“胡汉一家”。当然，这跟唐朝统治者的出身很有关系。唐朝的建立者出自北朝，且很多有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胡”非我族类，也乐于被称为“天可汗”。一直到安史之乱，历代的唐天子都是公认的“天可汗”。

　　在“胡汉一家”、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唐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整理总结并创设了大量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唐朝还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它并不完善，宋朝以后就越来越严密了。

　　解放周末：唐朝为何能吸收文化，又输出文化？

　　张国刚：从大的方面来看，唐朝真正构建出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包括儒学、佛教、中国的文字和书籍，都输出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那个时候，唐朝甚至专门给朝鲜、日本、越南的文人设置考试科目——宾贡科。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有个叫崔致远的朝鲜人，他父亲跟他讲，你到唐朝去学习，一定要考个进士回来，考不上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后来，崔致远在中国考上了进士，还在唐朝为官多年，之后再回到朝鲜，被誉为“东国儒宗”。

　　可以说，唐朝是当时东亚地区的秩序维护者。既然是维护者，就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总是想着自我封闭，怎能令人信服？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杜甫感慨：“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人自信的基础。

　　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三个秘诀

　　解放周末：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您曾在杂志上连续六年开设《资治通鉴》讲座，您的“《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清华大学人文核心课程。这样一部专门写给帝王的书，为何在今天还值得研读？

　　张国刚：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资治通鉴》就体现了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本书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行，对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二是强调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并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它们的一个共同交集就是“用人”。用人首先要知人。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会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只有出于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来判断，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资治通鉴》本意是写给皇帝看的，但不是说只给皇帝一个人看。历史中有通向未来的东西。王夫之讲，读通鉴的意义就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对普通人来说，“自淑”就是提升自己的知识、格局、境界；“诲人”就是与人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掌握为人之道、处世之道、领导之道和用人之道后，就会感觉愉悦。

　　解放周末：透过历代得失，是否可以看到中国文明一脉相传且富有生命力的秘诀？

　　张国刚：我认为秘诀有三：

　　第一，中国地理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勇敢拼搏精神，保持了中华文化的源源不绝；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这使得在中国不仅是可以“做梦”的，而且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中国没有“一神崇拜”的传统，所以能够确保多元性。

　　解放周末：今天，面对依然相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该如何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张国刚：我曾把中国历史的航向比喻为“文化的长江”，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说明自己。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中游武汉，下游南京，每一个节点上都汇聚众多支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诸子百家融一炉，构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庆节点”。

　　到了武汉，长江的水不光有重庆流下的，还有汉江的水，它有新的源头。宋明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不光是传承了汉朝儒学，而且升华了汉朝儒学。怎么升华呢？当时的印度佛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面临的西方新文化。宋朝既要传承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通过吸纳异域文化资源来进一步壮大自己。

　　南京是下游节点，汇聚了更多的江河湖水。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它是近现代转型的重要城市，也是红色文化、“蓝色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对接点。在历史浪潮的推动下，融合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过了南京就是上海，上海直面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天地。

　　记者手记

　　历史研究不应依靠“二次消化”

　　上世纪80年代起，张国刚曾多次赴欧洲和日本游学、讲学。在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他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同样是做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海外学者的涉及面比较广，且并非“就中国论中国”，而是更多地从全球化背景入手，勇于提出独创性观点。这给张国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同时，欧洲和日本汉学家把中文典籍翻成本国文字，一字一句地推敲，也让他印象深刻：“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能够发现遗漏的信息。例如，唐代有个募兵现象。它在《旧唐书》中叫‘兵募’，在《新唐书》里就简单写成‘兵’。这种细节的差别，一般人看看就过去了。但是，文史研究就像绣花针，没有细致的发掘功夫，很难推陈出新。”

　　因此，张国刚要求自己的学生，读古书时要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读，要抄卡片，而不是一味依靠电脑检索和“二次消化”。

　　采访中，他也应记者的要求，向《解放日报》读者推荐了三本入门级文史读本。一本是《纲鉴易知录》。“这是文白对照的史书，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明朝末年，简明扼要，详略得当，所以叫作‘易知录’。法国传教士根据《纲鉴易知录》编写的《中国通史》在欧洲出版，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张国刚说。

　　另一本是法国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用优美动人的文笔，叙述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77个章节就像77篇历史散文。虽然孔子和佛陀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但作者力图将欧亚大陆的人类文明历史拉出一条可以连缀的红线，走笔行云流水，文风俏皮睿智。”

　　张国刚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也值得细读。此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即中东统治时代、欧亚文明的均势、西方统治的时代。“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局限，麦克尼尔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探讨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但作为全球史的开山之作，仍然值得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