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 跃）

　　聚龙股份董事长柳长庆代表

　　重视孵化培育科技小巨人

　　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要引导扶持企业在创新上加大投入。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难时期，政府要加强对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孵化培育科技小巨人。

　　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但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企业还是太少，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还不足，归根结底还是科技投入太少，创新能力不足，看起来还是“穿西装戴帽子——太土”。建议国家加大对有原创能力的科技型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同时，鼓励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研发，对连续3年研发投入比例在5%以上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扶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何 勇）

　　　　　

　　对外开放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刘奇代表

　　服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决策。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可以加强海上通道的互联互通，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对内可以辐射中部地区，促进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融合互动发展。

　　对于浙江来讲，正好是这“两条带”的交会处。对于宁波来讲，作为亚太重要门户区，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先行区。在谋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时，希望能把宁波作为重要的始发港和战略支点来打造。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键是要抓好“三个统筹”：陆海通道建设要统筹；开放政策体制要统筹；对外合作平台要统筹。

　　（本报记者 王 珏）

　　冠城大通董事长韩国龙委员

　　支持优秀民营企业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当前特殊的国际金融形势下欧美企业的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迎来了并购国外优势企业的有利时机。通过并购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加快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开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建议国家要为国内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更多扶持，可以依托现有充裕的外汇储备，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应建立一系列相配套的服务体系。这些措施非常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并推动新一轮的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程 晨）

　　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委员

　　自贸区是改革的突破口

　　自贸区是改革的最好突破口。设立上海自贸区是国家战略，反映国家意志。它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支点，要以先行先试的原则，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改革创新。

　　上海自贸区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废除审批制、对企业设立实行备案制等，都突破了现有的管理模式。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在全国推广，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政府的管理模式改变与职能转变。上海自贸区不是物理的远景，而是理念的推进。自贸区将为我国下一轮深入的改革开放积累新经验，开辟新途径。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姜泓冰）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陈经纬委员

　　借自贸区推动沪港合作

　　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它的金融、贸易及投资体制改革加速，对香港是竞争更是机遇，短期内不会形成挑战，长期来看更是会令香港受惠。

　　建议明确建立沪港两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战略，共同打造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平台；由上海市政府、自贸区主管部门、上海市工商联与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中国商会等多方联合组成合作机构，集结官民双方力量，建立制度性长期双向交流、优势互补合作平台；“中国海外投资年会”落户沪港两地，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平台，拓展香港与内地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本报记者 吴 勇）

　　

　　生态建设

　　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云南省大理州州长何华代表

　　城镇化要让人记得住乡愁

　　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发展不能再单纯追求大而全，而应更注重合理布局，实现各城市之间的优化组合，要更重视城市群建设，避免“城市病”。大理近年充分考虑洱海环境容载量，积极推进城镇上山，充分发挥城市群功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的城镇化，才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市不仅要看上去美，更要住起来舒服；不仅是修房铺路，也包括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加强对古村落、街区等传统遗迹的保护，才能留得住记忆，品得到原来的味道。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遗忘乡村，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对立起来，通过城乡一体化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报记者 徐 隽 杨文明）

　　河北大学副校长李小亭代表

　　区域环境协同保护需法律保障

　　在强化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保护政策措施的同时，更应充分依靠法治，建立区域环境协同保护的长效机制。

　　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区域环境协同保护专门立法或京津冀三地的区域环境协同保护的协作立法；通过京津冀环境保护规划的统筹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通过京津冀环境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预案对接和执法协作，建立区域环境协同保护的执法联动机制；通过创设区域环保法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逐步扩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营造区域环境协同保护的舆论氛围和主体意识。

　　（本报记者 张 洋 杨 柳）

　　江西省赣州市市长冷新生代表

　　把经济增长建在绿色生态上

　　不唯GDP论，对地方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地方发展的任务和责任越来越重。一些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同时还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差距较大、压力较大，因此，更需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较快增长，更加注重生态效益的提高。

　　要把经济增长的前提建立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作为国家南方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区域，赣州生态效益的问题，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发展质量的问题，产业升级的问题，还有百姓就业的问题，尤其是百姓的收入增加的问题尤其突出。下一步，赣州将着力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建立在改革创新上，着力抓好试点示范事项。

　　（本报记者 任江华）

　　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邓文山代表

　　突出森林的生态效益

　　据测算，一棵正常生长50年的树，市场价值最多不到3000元，但它每年创造的生态综合价值高达120多万元。因此，砍伐森林所获取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相比微不足道。

　　为维护生态效益，福建永安市通过购买即将砍伐的商品林，努力用10年时间减少砍伐20万亩森林，争取到一定阶段后，除抚育性采伐外，不再有以木材生产为主的经营性采伐，实现林业发展由侧重于生产向侧重于生态的重大转变。

　　当然，生态补偿仅靠财政投入显然不可行，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并依靠制度力量解决。建议开征生态文明建设专项附加费，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本报记者 江 琳）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俊宏委员

　　打一场持续的治污攻坚战

　　政府工作报告集中体现了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精神，语言平实又非常给力，在部署具体工作中用了类似“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让”字句式近20处，鲜明宣示了政府推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坚定决心，充分表明了新一届政府的郑重承诺，给人民以信心和希望。

　　现在，“盛世之下乱象不少”，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当其时。对个别久治不愈的顽症，我们不仅要“背水一战”，更要有“霹雳手段”。像雾霾现象不仅仅是单一的环保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等，政府不仅要出重拳，而且要用重典加以治理，并强化对污染的监督和处置，应明确提出打一场“全面参与的、可持续的治污攻坚战”。

　　（本报记者 刘 阳）

　　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张自银代表

　　让美好家园“两全其美”

　　对于那些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欠发达的地区，应当创新发展理念，真正从生态开发与保护的“对抗思维”中解脱出来，实现生态美丽与经济发展的“两全其美”。

　　地处大湘西地区的怀化市，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最大的市情是欠发展。只有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效益多赢。生态基础好，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环保这根弦。只有继续做好环保的“加减法”，才能不断擦亮自己的“生态招牌”。近4年来，怀化依然在持续扩绿、护绿，全市森林覆盖率又提高了1个百分点，同时将治污方式由原来控制排污总量向关停搬迁彻底消除污染源转变，力求最大限度堵住污染源。

　　（本报记者 颜 珂 白之羽）

　　　　

　　风险防控

　　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委员

　　变“隐性债务”为“阳光债务”

　　财政是公共的，不管是预算、支出还是财政的增长、新增部分的投向，还有风险的防控等，都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促进财政资金的使用更加安全、有序。让“隐性债务”变成“阳光债务”，不仅有助于防腐反腐，还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完善。

　　规范债务统计口径，把一些地方实际上以政府信用作隐性担保却没有纳入统计的债务统计进来，梳理明白债务的结构。

　　在此基础上结合信息化的进展，建立相关数据库，通过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实时信息共享，打破原来各个部门对债务监督的碎片化与滞后，形成联网合力。

　　（本报记者 虞金星）

　　河南省济源市市长王宇燕代表

　　防“影子银行”滋生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如股权基金由发改委审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由属地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审批、典当行由商务局主管、投资咨询类公司在工商局注册即可经营，均缺乏对运营、风险状况的集中有效监管，集聚了不小的金融风险。

　　因此，要尽快规范“影子银行”的融资行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从严从快打击处理；从机制与源头上强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填补“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空白，防范风险传递；探索建立地方金融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同时不妨将相对规范、管理水平较高、业务拓展能力较强的“影子银行”，转化成小型金融机构，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性。

　　（本报记者 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