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依法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45年7月，在延安，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同志提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宪法草案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要性认识的一次飞跃。1996年2月8日，中央法治讲座提出依法治国，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明确“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99年修宪，使之成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如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其现实必然性。

　　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自由交易的经济，但市场交易信用、有效、有序进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法治。从市场主体到市场行为再到市场监管，每个环节都要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蕴含着明确产权归谁所有、如何交易，如何用强有力的司法维护公平交易的规则。否则，就没有陌生人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公平竞争。订立的合同说作废就作废，财产得不到保护，恐怕没有人敢去致富创业了。

　　依法治国是巩固执政基础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不断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的问题。现在只有通过公平正义起来，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巩固。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告诉我们，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说，我国是封建专制的传统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少。我们党要克服封建专制对我们的影响，发扬党的民主作风。法治具有引导、促进、规范、保障等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依法执政。任何政党必须守法，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如果一个党不按宪法办事，公民就不会投你的票，你就别想上台执政，上了台也常被赶下来。我们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有利于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治体制必须强调和重视执政党依法办事，依法执政。搞法治而不是人治，这是大势所趋，历史的潮流。

　　改革开放需要依法治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仅仅是经济的GDP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也需要于法有据。要制定系统的法治GDP的指标体系，通过制度的有效运行来实现社会治理，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谐。

　　法治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增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腐败之风、环境污染、有毒食品、豆腐渣工程、犯罪高发，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冤假错案 ……都是法治不健全的表现。做到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法治梦。

　　总之，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民主性、众人之智、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作者系省委党校法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