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五中全会明确地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又进一步推到“全面两孩”。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地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把人口政策适应于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之下推进改革应该积极地掌握，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社保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等等，有很多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的转变中取得动态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把握具体信息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认识我们怎么提升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我们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走来，真正区分出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是供给侧变革。世界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人们必须加强供给侧对其中复杂变量的分析和认识。人们已特别看重的是美国供给学派给我们的启示，怎么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处理供给侧问题要远为开阔、复杂，还要加上一套非常重要而前人讨论不足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同义词就是改革。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怎么样打造升级版的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的调控，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等相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等等挑战。

　　我们提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包括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调控思路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可接受的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大家都意识到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矛盾凸显，怎么化解矛盾？还特别需要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以后，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系统创新。一方面，不是绝对地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态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需要特别地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譬如我们所倡导的“聪明投资”，即促进选择性的有效投资的理念，正是将供需调控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动态平衡的必要手段。

　　“供给侧结构改革”将带来哪些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我国未来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