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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需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哪些重点领域实施
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面对“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来看,我们主要强调五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动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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