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推动我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的改革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有着延续性，同时反映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有着新的特点。这就是三中全会所说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这个新的起点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三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四是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就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我国将结束持续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入7—8%的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要转变发展方式，三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改革来推动。

　　一

　　当前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现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现在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处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迈进阶段的发展模式。当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以后，我们既无法在薪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社会矛盾日益突显，收入差距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腐败指数达到最高点；民众的公平诉求由关心温饱转向教育与健康问题，公民维权意识产生，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由权利不公所产生的收入差距。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三中全会提出资源配置不仅要讲效率,还要讲公平。这意味着改革不仅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解决公平问题。为了实现公平性发展，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缩小收入差距，在政策层面上就是要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这需要突出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一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正因为这样，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我们过去为了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强调资本、技术、管理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现在收入分配要重点关注劳动者的报酬问题。因此收入分配不能只由市场调节，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调节，企业内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调节等等。

　　二是在再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先富帮后富的机制。前一段时间存在过度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表现为公共服务部门不该市场化的市场化了，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等等。这些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在这次改革中应该还给政府，当然不排除作为补充的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交通。

　　另外要解决好财富公平占有问题。现在收入分配不公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财富占有的不公平。已有的改革承认私人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是改革的一大进展。下阶段的改革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现阶段应该能做到的是解决财产占有的权利公平问题。针对以权谋私，要从体制上堵住以权谋私的漏洞，不给权力设租也不给权力寻租以空间。同时，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渠道。要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还有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来获取土地收入。

　　二

　　根据三中全会精神，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处理这种关系的目的是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接近极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需要通过新的改革来培育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主要是两个，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新的发展动力。

　　这两个动力都要靠改革解决好市场和政府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前一个动力，一是要充分竞争，二是要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现有的行政垄断和国有经济垄断，实际上削弱了民营经济的活力，也削弱了市场的动力。改革就是要打破垄断，最大程度、最大范围扩大竞争。国有经济不能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要保证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和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稀缺资源的公司和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的公司所获取的垄断收益，应该通过资源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方式上交国家，余下部分进行收入分配。这就可以克服垄断企业员工高收入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再一个动力是创新驱动问题。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创新需要外在压力，但是只有市场调节不能解决创新的动力。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已有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创新驱动依靠的是非物质资源的创新要素。要创造新的要素，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一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允许知识产权对创新收益的垄断和独占。二是特别要重视国家的作用。仅仅是靠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创新驱动问题。国家的重要作用，一个是国家实施重大科技创新计划，二是国家集成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两大系统，三是为吸引创新型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业化的环境。

　　三

　　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其重要途径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过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走的是外源式的发展路径，以工业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民进城解决农民问题。现在要转向内生性发展路径，直接以三农作为发展对象，发展重心要转到农村，主要途径就是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问题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实质是富裕农民。这里涉及到改革土地制度问题。农民守着土地不可能得到收益，农民要在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入就必须让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得到土地收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土地的流转，让土地在出租时得到地租，土地在向种田大户集中时获得转让收入，让土地可以抵押获得贷款，土地入股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获得股权收入，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保证基本农田红线的前提下也可以直接上市。不仅如此，农民被国家征用的土地收益不能限于征用时规定的价格，还应该分享其上市时的增值收益，这样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能得到显著提高，土地对投资者也有了明显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改革，其改革内容和路径因为发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前一轮改革解决低效率问题，这一轮改革还要解决如何实现科学发展问题。前一轮改革是要增强竞争性，这一轮改革还要增强凝聚力。相应的改革方向，一是要针对已有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的领域、对不少应该由市场调节但市场还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的进一步放权，深化市场化改革；二是针对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方面，突出完善市场体系和建立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规则；三是在市场化改革中某些被破掉旧体制而没有建立新体制的方面能够“立”出新体制。

　　（作者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