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我国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稳定并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