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语萃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产权改革。因为不妥善解决农民的产权问题，不继续解决剩下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今后，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它们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有些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关于民营企业改革问题，我提出不用“体制改革”这几个字。因为用“体制改革”会引起误解：民营企业会误以为是要国有化！我提出用“体制转型”。所谓体制转型，是指民营企业的产权必须清晰，必须界定。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它们的目标是双赢，当然，双赢的目标现在还做不到。因为它们还不完全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以今后要有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有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初次分配是重点。这跟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抑富济贫。也有的人认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应两者并重。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

　　福利刚性非常重要。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要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近年来，我对产权改革问题比较关注，这里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精神，谈谈有关产权改革的几个问题。

　　1.关于产权：没有产权界定，就谈不上市场经济

　　决定精神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

　　★“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实践问题就是产权界定问题。因为没有产权界定，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就谈不上市场经济。

　　关于产权改革和非均衡经济中的市场主体，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写作、90年代初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有所论述。其实，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非均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非均衡，主要是市场不完善和存在着垄断等情况而形成的；另一类是中国这样的非均衡，即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没有产权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我当时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股份制改革。我认为，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能形成，这样才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的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虽然国有企业进行的产权改革相当有成就，但是还不彻底，还要继续努力。另外，从全国范围看，广大农民的产权至今没有明确界定。这么多农民，他们作为种植者、农产品的销售者，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并没有产权，从而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算不上是真正的市场主体。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产权改革。因为不妥善解决农民的产权问题，不继续解决剩下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决定》指出：“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2.关于土地确权：农村改革最重要的环节

　　决定精神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决定》中的这些规定，对于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土地确权。去年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的是，一走进村子，就看到满地都是炸完的鞭炮纸屑，当时农村里那种热烈的庆祝情景就跟当年土改完成时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感觉土地确权的确是一场受农民欢迎的大变革。

　　第一，农民心里踏实了。对于土地确权，农民说：“我们不怕别人随意侵占土地了，他不敢！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他能够随便圈我的地吗？能够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房子拆了吗？他不敢！”土地流转，也使农民心里踏实了。要知道，农村土地流转到现在为止还很少。因为以前如果农民用土地入股，他们会怕入股以后土地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土地确权以后入股，农民的股权有了保证。土地出租以后产权不变，所以农民放心了，踏实了。

　　第二，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例如，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为什么会缩小那么多呢？我们在农村开座谈会时，听到有的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一方面，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另一方面，我宅基地的旧房子拆掉了，盖成几层楼的新房。”我们调研时去的那个村子，都盖了四层楼。我当时问了一位农民：“你住得了吗？”那位农民回答：“家里人少，我只住一层就够了。第一层出租，租给别人开店，开作坊，另外两层，价钱不一样，他愿意租哪一层就租哪一层。这样，我就有房租收入了。另外，土地确权以后我不怕了，土地流转以后我可以到外面去打工。”所有这些都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

　　第三，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耕地面积增加了。这是因为：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丈量以后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了20%。怎么会增加20%呢？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土地质量差别大，所以在承包制开始时，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为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和农民精耕细作后，土地质量差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确权前重新丈量时，都是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二是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有田埂，用牛耕作。重新丈量土地时，田埂扣除不算耕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也不算耕地。现在，田埂都拆掉了，农民用拖拉机了，于是耕地也就多了。三是当初农民要交农业税，所以村里对于耕地基本上都是少报。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不用交农业税了。而且，土地刚丈量完毕，大家都实报，没人少报，因为少报吃亏。少报土地，土地入股后股份少，土地出租面积少了。所以，大家都实报。这样，重新丈量后，耕地增加了20%。农民都很开心。

　　土地确权将来对农业大有希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也将会给农村带来一些大变化。现在，世界上只有西欧、美国、加拿大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制，我们中国还没有。将来中国要推行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家庭农场主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要懂经营，要采用规模经济的做法。

　　3.关于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

　　决定精神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这些规定对于我国今后的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将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说来，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决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因此，不妨可以这样改革：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或综合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负责国有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把国有资本撤走。这样，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能提高了。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突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强调资源配置呢？经济学中原来所讲的效率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传统的概念，着重点是生产单位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投入下，产出增加了，表明效率提高了；一定产出下，投入减少了，效率也提高了。这就叫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中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个意义。假定投入既定，用A方式组合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效率；用B方式组合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1效率。这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所以，一定要重视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意义不同，对宏观经济来说可以更有效。资源配置效率会带来两个观念变化。一个观念变化是：过去经济工作中，管融资的企业职员，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职员，从事宣传工作的职员和做行政管理的职员，都被看成是非生产人员。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生产效率跟他们没有关系。资源配置效率提出后，情况就变了——管融资的人，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把人力资源配置到最佳位置；做宣传工作的人，调动了每个工作者的积极性；做行政管理的人，把物质资源跟人力资源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可以使效率提高。这样一来就不能认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与效率提高是无关的。另一个观念变化是：对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的看法改变了，它们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场所。因此，要发展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这是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

　　当前，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国有企业行政干预太多。《决定》指出：“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今后，国有企业应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它们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有些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是独立的市场主体。